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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女革命家——郭隆真



在天津女师


1913年，郭隆真以优异的成绩，乘船到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去读书。

郭隆真进入这所学校，如同走进一个新天地。不仅有许多知识需要学习，还有许多问题使她甚感兴趣。她在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的同时，对祖国的命运更加关心。那时，军阀正在混战，他们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下，走马灯似地换来换去，一会儿袁世凯称帝，一会儿张勋复辟，一会儿又段祺瑞执政。孙中山先生发动的二次革命正在全国兴起。年轻的中国工人阶级不堪忍受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统治，纷纷举行罢工斗争。天津人民先后掀起了反对“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的运动和反对法帝国主义扩大租界、强占老西开”（天津市内一地名）的斗争。郭隆真从这些革命斗争中看到了蕴藏在中国人民中间的伟大力量和民族精神。她经常和要好的同学邓颖超、刘清扬等探讨国家大事。尤其是当看到报载上海纺织女工，在帝国主义开办的工厂里受到非人的待遇时，不禁掉下同情的泪水。家乡一带，姐妹们祖祖辈辈受压迫、受屈辱的悲惨命运，时常萦回在她的脑海里，激起阵阵仇恨的浪花。


1916年11月16日，她听到天津市在法国人家庭中工作的女工，因不堪主人的虐待全体罢工，使那些洋鬼子吃不上饭、睡不好觉的消息，感到解气，她和同学们一块跑向街头去观看，表示支持。回到学校里，她又和邓颖超、刘清扬等自动聚在一起，研究妇女解放的问题。从目睹的斗争中她醒悟到：在这人吃人的社会里，妇女们靠软弱的乞求是摆脱不了封建桎梏的，只有坚决地反抗、斗争，才能争得自身的自由和解放。

随着工人运动的兴起，新思想也在发展。当时，在天津南开大学学习的周恩来等同志，已经在学校中组织“敬业乐群会”，创办《敬业》会刊， 号召爱国青年奋起救国，拯救民族危机。陈独秀在北京创办了《新青年》杂志，提倡科学、民主，反对复古和迷信，尖锐地揭露和抨击时政，号召人民起来斗争。这些无产阶级革命的启蒙刊物和思想，也传到了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象磁石一般吸引着郭隆真。她和邓颖超、刘清扬等秘密传阅、学习，深夜聚在一起讨论、研究。她们串联同学，商量如何参加社会斗争和配合其它学校的革命斗争。她们一块阅读《敬业》会刊上的文章：“吾辈生于二十世纪竞争之时代，生于积弱不振之中国，生于外侮日逼、自顾不暇之危急时间，吾人既生于是时矣，生于是国矣，安忍坐视而不一救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些充满爱国救民的革命思想，使郭隆真更加坚定了要做一个振兴中华的先锋战士，担起拯救国家危亡的重任。

从牢笼中冲出来的郭隆真，渴望献身于救国救民的 伟大事业，思想上并非无忧无虑。按照家乡的风俗，在她十三岁时父母作主给她订了一门亲事。那桩不甘心情愿的婚事，始终象一张罗网，笼罩在她心头。她担心这张罗网有一天会落下来，把她关进那黑暗狭小的封建牢笼里。

1917年夏天的一个上午，郭隆真突然接到家中一封急信，说母亲病危，盼她速归。这个意外的消息，使她心急如焚。她好看见慈祥的母亲在病中盼望的目光，好象听见母亲呼唤隆真的声音。她恨不得一下子飞回故乡。可是，当她心情稍微平静后，又觉得事出蹊跷，不久前家中来信还说母亲很好，怎么会突然病得这么厉害呢？她怀疑是男方搞骗娶的鬼把戏。虽然如此，她仍然在焦急中带着疑团回到了金滩镇。

果然是男方逼迫娶亲。在封建社会里，女方退婚是困难的。这时，隆真的父亲已经去世，母亲束手无策，只好伪称病危，把她骗回来。她理解母亲和哥哥的难处，只好亲自来对付。她假说同意结婚，但要求：一、不穿嫁衣；二、不坐花轿，三、不拜天地。婆家开始不肯答应，但听说郭母哭哭啼啼劝不过来，又知道隆真脾气刚强，恐怕逼出事来，也就勉强答应。结婚那天，郭隆真不梳妆打扮，依旧是一身学生装，上穿鱼白色的褂子，下穿黑斜纹布裤子，脚上是一双偏带圆口的黑布鞋。按照回族当时娶亲的习惯，男的坐亮轿，女的要坐挂帘的花轿。郭隆真说男女平等，女的也能坐亮轿，说着就向亮轿走去。当时急坏了男女双方主婚的人们，为了避免被围观的群众哄笑，急忙上前阻拦劝说，并拉拉扯扯硬把隆真推进花轿，她却一伸手扯下轿帘，神态从容地坐在轿中。她这种反抗封建礼教的非常行动，一下子轰动了金滩镇，人们认为这是千古罕见的怪事，争相观看。

到了男家门口，鼓乐高奏，鞭炮齐鸣，热闹非凡。欢笑的人们拥上前来，要用椅轿抬起郭隆真，先去拜天地，然后抬进洞房。郭隆真对这些讨厌的礼仪，一概不理。她用力推开众人，落落大方地迈出轿子，走到院里的供桌前，不拜天地，面向来看热闹的人群，高声讲演。她说，包办婚姻是妇女的灾难，是封建社会的落后传统。应该提倡男女平等自由恋爱。她讲述包办婚姻的害处，自由恋爱的好处。号召妇女们千万不要同一个和自己没有爱情的人结婚。说完，郭隆真便径直走进洞房。当时，围观的群众，贺喜的亲友，以及男女双方的主婚人等，谁都没有见过这样的“婚礼”，更没有见过如此大胆的新娘。大家都为她的仪容英俊所惊呆。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哄动了周围村庄。大家扶老携幼，都来观看“洋学生闹花堂”。人们里三层外三层，引颈跷足，好奇地张望，不肯离去。但是，慑于她的庄严大方，谁也不敢走进屋去，都拥挤在洞房的门窗前。郭隆真看到这种情况，心里既高兴又好笑：高兴自己的行动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好笑他们推推搡搡不敢进屋来。她整了整自己的衣衫，恭恭敬敬地向门口的人们行了一个学生礼，客气地对大家说：“乡亲们，请到屋里来坐吧！”这样一来，看新鲜事的人们反倒不好意思起来，搭讪着渐渐散去了。等人们走后，郭隆真来到上房，向正在生气的婆母、未婚夫及全家老小，表示自己的态度说：“请你家死了心吧，我郭隆真不可能在你家做媳妇，希望你家另娶。”说罢就起步离开了婆家。婆家人看到留不住隆真，也就只好嘘叹作罢。

郭隆真依靠自己的机智和勇气，退掉了包办婚姻，砸烂了封建制度套在她身上的枷锁，第二天，就赶回天津继续读书去了。同学们听到她胜利归来的消息，纷纷前来祝贺。大家越发敬佩她坚强的革命精神。从此，郭隆真在直隶第一女子师范的学生中，威望也就越来越高。


妇女代表
1917年10月，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了，它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共产主义学说开始在神州大地上传播，它象灿烂的阳光沐浴着中国的先进分子，也沐浴着郭隆真。她常把同学们 聚集在一起，将自己也不甚理解的无产阶级要砸烂旧世界、建设新社会的革命道理讲给大家听。她和邓颖超、刘清扬等同志，奔走于班级之间，活动于同学之中。那时虽然还没有明确建立革命的组织，但是在女师已经以她们为首形成了一股先进的力量。她们打破了班级界限，秘密碰头，传递信息和进步刊物，使革命思想在以封建礼教闻名的直隶第一女子师范迅速发展。学校当局对此非常恐慌，严令教师查处。由于邓颖超、郭隆真等深得同学们的爱护，校方的阴谋始终未能得逞。

那个时代，时局极度动荡，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郭隆真忧国忧民。厌恶女师修道院式的生活。有一次，她对妹妹郭淑文说：“如今国难当头，社会黑暗，我宁愿舍身取义，也不能甘当亡国奴！”表达了她要拯救民族危亡的宏愿。

1919年1月，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协约国在巴黎召开重新分割殖民地的“和平会议”，竟无理决定由日本接管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各种特权，段祺瑞政府丧权辱国要在“和约”上签字。消息传来，举国愤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怒火，象火山一样爆发了。 5月4日，北京数千名爱国学生，聚集于天安门前，示威游行，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等口号。愤怒的学生烧毁了签署卖国条约的外交次长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痛打了驻日公使章宗祥。北洋军阀政府派出大批军警镇压，逮捕了示威学生群众三十余人。第二天，北京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实行总罢课，成立了“北京学生联合会。”消息传开，全国纷纷响应。正在天津女师学习的郭隆真，首先响应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她和邓颖超、刘清扬等分头串联同学，准备传单。5月5日晚，郭隆真主持召开了预备班积极分子大会，倡议迅速行动起来，声援北京同学们的爱国运动。次日下午，又召集各班代表会，她在会上慷慨激昂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卖国政府的罪行，并列举朝鲜、安南等国人民被外国强盗蹂躏的惨痛教训，说：“国难当头，妇女应该站起来斗争，冲破封建束缚，解救国难。”提出：“爱国不分男女，救国不能后人”的口号。她那感人肺腑的演说，使与会的同学群情振奋， 决心以实际行动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会上做出决议，走出校门，联合各女校，广泛动员天津各界的妇女力量，组织天津妇女救国团体。

在郭隆真等同志的带领下，女师学生四处活动，很快联络了天津中西女中、普育女子学校、贞淑、竞存 等女子学校的同学，以及中、小学女教师、女职员、家庭妇女等，组成一支爱国妇女队伍。一时女师人来人往，成了天津市妇女爱国运动的中心。

5月25日，六百多名天津各界妇女代表，在天津江西会馆举行大会，正式成立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会上选出刘清扬为会长，张若茗为评议部长，郭隆真和邓颖超被推举为讲演队长兼评议委员。她们组织爱国妇女，印发传单，在大街闹市演讲，张贴标语，查封日货，参加示威游行，成为天津“五四”爱国运动中一股强大的力量。

那时，天津各男校的学生已经发动起来，成立了“天津学生联合会”。他们经常聚在一起开会，研究形势，并发起组织了“天津各界联合会”领导爱国运动。反动的直隶省府，把他们看做是“危险分子”，派出大批密探、巡捕暗中监视盯梢。但郭隆真等为了祖国的命运和民族的存亡，对个人的安危从不介意。

每次游行，郭隆真总是活跃在前，奔走联络，宣传呼吁，不遗余力。由于她一马当先，便成为反动军警打击的目标。但她毫无惧色，挣脱出来，又继续演讲。她还经常作定点宣传。有一次，暴风骤起，大雨倾盆，她仍然冒雨赶到约定的居民中去宣传。她披着湿淋淋的衣服，站在条凳上慷慨激昂地演说，揭露反动军阀政府的卖国罪行，列述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罪恶事实，号召人民起来反抗、斗争，高呼：“打倒卖国贼！”“誓死不承认军事协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头可断，血可流，青岛不可丢！”“坚决取缔二十一条！”郭隆真爱国心切，热血沸腾，正义在她的胸膛里燃烧，真理使她无私无畏。她那似火的青春，夺人的风采，滔滔不绝的论述，浓重朴实的大名府口音，阵阵拨动着听众的心弦。郭隆真讲得神情激动，声泪俱下，听众人人热泪盈眶，不愿离去。由于她的演讲生动深刻，因此，她走到哪里，就被那里的妇女群众团团簇拥。大家亲切地称她为“郭大姐”。在如火如荼的斗争中，她成为当时天津妇女、学生界著名的领导人之一。


呐喊于风暴中



在伟大的五四运动中，郭隆真曾三次被捕。第一次是1919年8月23日。势如暴风骤雨的爱国运动，虽然迫使反动政府不得不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但他们却变本加厉地镇压革命群众。天津反动当局诬蔑带头参加学生运动的郭隆真、刘清扬等回族积极分子是叛教，胡说什么“天下教友（回民）是一家”，回汉青年在一起是“回汉混杂，背叛教义”，妄图离间回汉学生在爱国运动中的团结。恰在这时，山东发生了戒严司令马良（回族）枪杀爱国群众领袖、回教救国后援会会长马云亭等人事件，激起了全国学生和各界人士的无比愤怒。郭隆真和刘清扬等回族青年学生，便利用这个机会教育回族人民 ：“如果天下回民是一家，为啥回民马良要杀害回族同胞？分明是欺骗人民，挑拨回汉团结。”回民群众由此看清了卖国贼的嘴脸，气愤不已。郭隆真、刘清扬等就组织回民爱国青年，到天津清真寺砸碎了由马良题写的“真主独一”匾额，抗议马良枪杀爱国回民的罪行，表示和回奸不共戴天。

8月23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推选郭隆真、刘清扬等七名代表赴京，和北京、山东学生代表一起到总统府请愿，要求查办卖国贼，严惩镇压爱国运动的刽子手马良等，总统徐世昌拒不接见。郭隆真和代表们气愤地在总统府门前振臂高呼：“打倒卖国贼”，“不当亡国奴”，“同赴国难”“还我山东”等口号。反动政府看到请愿群众越聚越多，声势浩大，惶恐不安，为了“打一儆百”，公然下令逮捕了全体代表。郭隆真毫不畏惧，当她被押往警厅，路过大街时，仍然不停地演讲，高呼口号，并大声责问押解的警察：“爱国有什么罪？难道只许有人卖国不许我们爱国吗？”在他们的身边和前后，跟随着许多爱国群众，俨然形成浩浩荡荡的抗议游行队伍，使押送代表的军警们惊惶失色。广大爱国群众对学生代表，尤其对郭隆真等英勇不屈的女代表，充满了钦佩和崇敬。

在被捕的五位女代表中，郭隆真和刘清扬是回族人。恰巧，反动的警察厅长常朗斋也是回族人，他为了利用回教关系拉拢郭隆真，分化代表们，就命令每天在他的小厨房里设宴招待郭隆真等。郭隆真看穿了敌人的阴谋，不为所动。有一次，郭隆真发现饭菜中有日本产的 洋粉拌黄瓜，她马上逼着警察撤下去。警察劝她且吃这一顿，下次不上这种菜就是了。她愤怒地上前把桌子推翻，大骂反动当局是投降日本的卖国贼，吓得警察手忙脚乱，立即把洋粉拿走。在拘捕期间，郭隆真带头高声歌唱，表现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反动军警上前制止她，她斥责说：“爱国无罪！有人卖国就不许有人爱国吗？”，并表达自己的决心说：“你今天放我出去，明天我还照样要进行爱国活动！”驳得敌人瞠目结舌，理屈词穷。

天津各校学生，听到代表被捕的消息，群情沸腾。周恩来等同志亲自率领几百人组成的代表团赴京营救。“少年中国学会”、“北京学生联合会”等革命组织在李大钊同志等领导下，积极支持和配合天津代表团，同反动政府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汹涌澎湃的群众运动压力下，反动政府终于在8月30日将被捕的郭隆真等全体代表释放了。斗争，使郭隆真性格变得更加坚强，斗志更加旺盛，她怀着对反动军阀统治的仇恨，又立即投入了新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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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交流观点：

莲心战友说，这个故事不仅体现了郭隆真的婚姻的解放，而且也体现了他思想解放，从中体现了革命洒脱性修养、革命正义性修养、革命超越性修养、革命表率性修养。
宇盛战友说，故事中体现了郭隆真革命无畏性修养，故事中表现了他在敌人面前具有坚强的革命意志，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也体现了她具有革命唤醒性修养。同时她能够理解家人，体现了她革命尽责性修养和革命尊重性修养。他顶着压力反对封建礼教。宇盛还说，她自己感觉革命城府性较差，要像郭隆真学习。郭隆真身上还具有革命同志性修养、革命无畏性修养、革命坚强性修养、革命坚韧性修养、革命旗帜性修养、革命信念性修养、革命崇高性修养。
心莲百合81战友说，我们房间战友很多女士，跟郭隆真比起来时非常幸福的，郭隆真在那个时候是在一种迷茫中，而我们是在红星在前网上学习，有很多女士还要照顾家庭，还承担社会责任，参与社会工作，还有我们每天都做很重要事情，百忙之中还在不断地做正义事情。这点很可贵，战友们不断地客服各种困难，很精进地向前，我们的学习环境比郭隆真好得很多，所以我们是很幸福的，更应该好好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