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狱
1.1957年反右派时，某高校调干班有9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其中有个同学是这样当上右派的：他看了某系同学写的大字报，不同意其观点，就写了一张反驳的大字报，结果某系写大字报的成了右派，这个写反驳大字报的也成了右派。A与非A都是祸，真令人匪夷所思。
2.样板戏《红灯记》原作中有一句台词说李玉和“爱喝酒”，江青据此把作者诬为“丑化工人阶级形象”打入了冤狱，而把《红灯记》窃为私有，成了她发家的资本。
3.海南岛某生产建设兵团官医生，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66年批判“三家村”会上。官女士因头天晚上出诊接生，通宵达旦，过度疲劳，在会场打了个盹，立即成了大会的批斗对象，被斥为“小邓拓”，撤职劳动改造，1969年又被打成“特嫌分子”。官女士觉得农场领导人太不讲理，一气之下写了几张大字报。于是又被扣上“攻击红色政权”的帽子，接着便是没完没了的审讯、批斗、严刑拷打。后来，从她的日记里发现了一句话：“金黄色的太阳仍挂在防风林的上空，放射出金色的光彩。”这句话竟被上纲上线为：“影射伟大领袖落山”，于是又被加上了一顶“反对毛主席”的帽子。1971年3月12日被枪决，时年37岁。
4.1958年的一天，河南省交通学校教育长黄云祥跟几个朋友闲聊时有人说：豫东一个女社员吹牛皮，说不收亩产百万斤红薯不结婚。黄说：赶快给这个女社员立贞节牌坊吧，她这辈子结不了婚了。你们算算看，百万斤红薯放在一亩地上能堆一米五高。因此获罪，被强制劳动改造并累死在工地上。
5.一个父亲好端端的突然成了“反革命”。批斗中才知道，原来是因为子女的名字而遭受灾祸。他有三个子女依次叫：爱国、爱民、爱党。有人突有所悟，检举上去，说名字连起来寓意是：“爱国 民党”。
6.贵州省榕江县忠诚小学一教师，潜心收集整理了一册教学参考资料，都是报纸、杂志上发表的中外国家首脑的照片、简介、中外著名的诗词歌赋、名言警句、史哲资料、政治论文、图片、漫画等，自己视为珍宝，命名为《黄金难买》。师生们争相传阅，好评如潮。可是文革中却因此招致了一场奇灾巨祸，被判刑20年！
7.医生王贤才，1958年被补定为“右派分子”， 罪状是：崇拜西方资本主义，罪证是翻译洋书《希氏内科学》。王医生把40多万字的译稿忍痛焚毁了。当他得知海外出版了新版《希氏内科学》后，卖掉400毫升血想办法把书买了来。1961年被摘掉了“右派”帽子，他认为冬去春来，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拼搏——翻译新版《希氏内科学》。
1964年，在“四清运动”中他再次受到批判，说他钻研业务是“走白专道路”，与青年人关系密切是“与党争夺青年”，并告诫他说：“你记住，摘掉帽子还是‘摘帽右派’，必要时还可以再戴上！”王贤才又一次惊呆了！这时，他不得不再次痛心疾首地烧掉自己珍爱的译稿。文革中他受尽折磨，1968年被投入监狱，主要罪状仍然是：吹捧西方科学文明！一位痴心为国的知识分子，竟遭受了这样的祸端。
8.反右中，信阳地区某书记到汝南县视察，看教师学习班鸣放大字报时，见有数十名教师签名的一幅漫画，讽刺教育科长随地便溺。于是在大会上宣布：“这泡尿尿得好，尿出了一群牛鬼蛇神！”于是这一批教师都沦为了“右派”。
9.陕西农村共 产党员杨伟名，1962年写了一篇《当前形势怀感》的建议文章，表达了对国家形势的忧虑和改进农业工作的意见，投寄中共中央和各级党委，一位农村党员能够写出那么高水平的文章确实难得（可在网上找到此文），受到很多领导干部的高度赞扬和热情肯定。但是毛 泽东见了却勃然大怒，8月6日在北戴河会议上进行了严厉批判。从此，杨伟名屡遭迫害，因不堪凌辱，于1968年与妻子一起服毒自尽。
10.1967年4月，中央文革在接见内蒙古代表时，康生说内蒙古区委书记王逸伦：“我一看就觉得这个人根本不是共产 党员，而且也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是个特务。”因此，王被捕入狱。中共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同样被康生污为“特务”关进了监狱。这就不单单是“文字狱”了，荒唐到了“相貌狱”！这两个案件都是涉及百多万人的大冤案。
11. 孩童也被文字狱
有个七八岁的孩子，刚学会几个字，在墙上写“毛 泽东万岁”，结果写成了“毛 泽车万岁”，被打成“反革命”，批斗加惊吓而死于非命。
年龄最小的右派（12岁），仅仅是因为帮助邻居画一幅题为《一手遮天的×××》的漫画，讽刺镇上某领导，就被打成了右派，判刑7年。
另一个孩子，13岁，被妈妈打了一顿，气头上想到妈妈是共 产党员，就在家里的墙上写下了“打倒/共 产党”，被人发现，成了“现行反革命”，判刑八年。
12.右派斗右派，绝不亚于“积极分子”斗右派。因为表现好的有被解放的希望，而表现差的则会加重惩罚。所以，受形势所迫，在苦海中挣扎的右派们，竟失去了同病相怜的人性，在笼子里互相嘶咬起来。他们与社会上的运动积极分子一样，也两眼紧盯同伴，伺机从鸡蛋里挑骨头，制造文字狱；批判也是无限上纲上线、怒不可遏；情之所至，也往往拳脚相加。
被打成右派的漫画家李滨声，在劳动改造期间为农村绘制壁画，被时时刻刻都想“立功”的“同僚们”发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指责他居心险恶，故意把牛驴画瘦。于是，其他右派也愤怒地吼叫起来：“公社的牛都是膘肥体壮，你故意画瘦，心怀鬼胎！”“你资产階級右派立场不改！”“这是立场问题，你反动至极！”“反动透顶！”……
13.精神病患者，因为其病态下无法控制自己的言行，所以其言行不被法律所追究，古今中外都是如此。例如：1981年美国精神病患者克里欣刺杀总统里根案，是轰动世界的大案。最后法院的裁决是：“做案时间歇性精神病发作，免于追究刑事责任。”——这是发生在当代民主国家的事情。
又如《唐史》记载，太宗在位时，相州人李好德妄议朝政，被处极刑。大理寺卿张蕴古奏曰：“李好德有疯癫病，依律不宜治罪。”李世民准奏。——这是发生在封建专制时期的事情。
但是在文革中，经常妄言妄语的精神病患者李香芝，仅仅因为她说的疯话触到了政治，便被判定为“现行反革命”，并于1971年9月2日处以极刑。
在那疯狂的年代，文字狱猖獗，防不胜防，并且一旦“被文字狱”，就是政治问题，是“反革命”，是家破人亡，连精神病患者和未成年人也难以幸免。现在有些人在怀念或向往那年代，我不知道这些人的精神是否正常。
14.河南南部某乡，有个名叫刘永咸的公社党委书记，文革初的一个夏夜与大家一起纳凉，不知怎么扯到了“突”字，刘书记用拆字法解释说：“‘突’字好理解，你看，它可以拆成一个‘穴’字和一个‘犬’字，一条狗从一个洞穴里冷不防地窜出来，还不‘突然’吗？”
此言被造反派说成是恶毒攻击“突出政治”，迫害也随之而来，挂牌游街，下跪批斗……生性刚直的刘书记不堪凌辱，气愤之下跳进了深潭。
15.北京某高校一学生，聪明、机灵，看事往往有先见之明。反右派时号召鸣放，大家都给学校提意见他却一声不吭。党支部书记找他谈话，他顺口把心里话说了出来：“我才不提意见呢，现在提了，将来非挨整不可。”就这一句话，“右派”帽子戴了22年。
“早请示、晚汇报”竟然是毛 泽东自已推广的
医院里的病人手举"红宝书"向毛主席早请示,前排一卧床的重症患者左手扶床头艰难站立作早请示。
1967年11月13日，毛主席的警卫部队8341部队向毛主席报送《关于北京市针织总厂支工情况的报告》。《报告》中第一次提到了“上班前向毛主席请示”、“下班后向毛主席汇报”等做法。15日，毛 泽东批示：“看过，很好”。17日，中共中央转发。除了毛主席势力范围之外鞭长莫及的港澳台地区之外，全国实行。
每天早上，开始学习或工作以前，立正站在毛 泽东像前，仰望画像，手握红宝书《毛主席语录》贴胸，由一人带领齐声高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边喊边把“语录本”一起举向上前方，按节奏摆动。之后，由领头人代表大家高声向毛主席画像报告：“敬爱的毛主席，今天我们要遵照您的……教导，决心……”。最后宣布解散，各就各位，这一过程叫做“早请示”。“晚汇报”的程序与 “早请示”基本一样。乡下叫“早敬”，不叫“早请示”，带有“敬神”的意味。
有时，还会强要外宾也来这套“请示”“汇报”。时任外交部阿尔巴尼亚语主要翻译的范承祚回忆，1968年初春，他奉命陪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纳塔奈利到天津参观访问，在这种“表忠心”、“献忠心”的场合，纳塔奈利也举手挥动《毛主席语录》，但是天津市外办的军代表让大使像中国人一样向毛主席像三鞠躬时，这位大使却不愿意。这位军代表便一再要范承祚“提醒”大使，但范氏认为不能强外宾所难，于是对军代表说：“人家对自己的领袖霍查都不行三鞠躬礼，为什么要对毛主席像三鞠躬呢？”军代表回答说：“霍查是一个国家的领袖，而毛主席是世界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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