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最后岁月
历史总是要传承些什么，数千年的封建文化一定是对当今社会有影响的。封建社会的官场黑暗是基于权力至上的，但又被君臣礼仪所限，阳谋除了强权和弱智就只能变成阴谋。不论帝王将相只要不脱俗就必然卷进尔虞我诈之中，这俗气不在民间，反而在民间有了更多超凡脱俗者，清心寡欲，自得其乐，将一种行为变成一种理念。虽然这很无奈，但依然在呼唤全新的社会机制来使得生存在这片热土上的人们走出苦海。
毛 泽东的三条批示是真的
记得1972年前后，城市的街道上曾有过普及宣传防治癌症知识，其中就有定期检查，早发现，早手术，早治疗的说法。我们当时不知道的是，广受人们爱戴的周恩来总理在那时也罹患了癌症。
80年代小道消息传出说是恩来周患癌症，毛主席就是不批准让他动手术，有意拖延，终于使病情恶化而不治了。说实在的，当时我是真的把这个小道消息当谣言来看的。我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毛主席就是再伟大，毕竟不是医生，周有病自有医生和周本人和家属邓颖超说了算，对医道一窍不通的伟大领袖凭什么不让动手术啊？你可以管天管地，总不能管人家治病吧。
得了膀胱癌，硬是不让手术，任由癌细胞扩散，那不等于明目张胆的杀人吗？伟大领袖再恶，断不会对多年的革命战友下此毒手的。严格地说，党组织、党领袖对一个党员连生杀予夺之权也不应该有，更不应该对多年的战友出此阴损招数。
看来我错了，真应当像鲁迅那样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揣度最伟大的阴谋家的。先是不经意看到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的《我的伯父周恩来》里做过披露，后又从毛主席的保健医生李志绥的书里和高文慊的《晚年周恩来》里得到了同样的佐证。还有周恩来的保健医生、泌尿科专家、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吴阶平在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人物》节目采访时谈到了周恩来的癌症的治疗过程。他是1971年在为周恩来作体检时，发现周恩来膀胱有癌变。周恩来的癌症确诊日期是 1972年5月18日，当时尚在癌症的早期，及时手术是有望治愈的。周的另一个保健医生张佐良说：“早治疗，痛苦少、危险小，康复快。”医疗组建议立即手术，周恩来本人也表示同意。请注意，按张佐良的回忆，说明周知道自己的病情的。
但是按照规定，周恩来的手术必须获得毛 泽东的同意。于是吴阶平向毛 泽东打报告申请手术。这个情况很快报告给了毛 泽东。毛 泽东的批示如下：
1.不治疗。2.不告诉周、邓。3.搞好营养。
汪东兴后来解释毛 泽东所说的第一点“不治疗”的意思就是说不手术。这个解释令人疑窦丛生，不治疗和不手术从字面含义差异是很大的。不手术就批上不手术就完了，何必批上不治疗？不服用抗癌症药物是不是也可以称为不治疗？第二点就是连作为周恩来最为亲密的战友和亲人的邓颖超也不告诉未免也很不近人情。第三点搞好营养对癌症有什么作用？如果不切除癌肿岂不是在滋养癌细胞吗？有病难到不就是要治疗的吗？
读过这3条指示和汪东兴的解释，我当时我十分震惊，得出的结论就是：做这个指示的人真是太阴险邪恶了，就算斯大林也没有禁止他的战友治病吧。
现在我也不能理解的是，已患癌症70多岁的虚弱老人，明知已经来日无多，对这种明摆着的害人行为，还有什么理由可以隐忍不发。而在这期间，他依然尽瘁国事，却又承受着“批林批孔批‘周公’”的影射攻击，承受着政治局对自己的批判和羞辱，连几个二三十岁的小不拉子也敢对自己这个曾经的毛 泽东的上级怒颜申斥。而他却没有做出丝毫反抗，只是一味的曲意逢迎，委屈求全。
据保健医生张佐良回忆，从第一次确诊到这时已经过了足足两年的时间，周恩来仍旧没有得到手术治疗。1974年5月，这时候周恩来的癌症有了新的病变，有时候一天尿血高达89次之多，而且，每一次小便都如同在进行一场战斗，医生看到这位为中国革命奋斗了快一生的老人如此惨遭病痛的折磨时，决定一起出面向中央有关负责同志谈一次话。医生们一致认为癌症有转移的可能，他们希望中央一定要下决心批准周恩来入院手术治疗。而张春桥代表中央的决定依然是拖延，对医生们的坚持，张的答复是：“你们担心如果他(指周恩来 )坚持要看化验单的话，可以先修改一下结论嘛。”
在约摸早已错过最佳手术时间，约摸周体内的癌细胞已经差不多扩散的情况下，老毛又有指示了：“手术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先彻底检查一遍，然后是第二步再手术。”而且这还是在叶剑英等人的努力之下得到圣上的恩典。但是叶剑英向吴阶平传达这个批示的时候，又说了一句：“你知道，实际上不会有第二步的了。”这说明叶剑英清楚的知道第一步“先彻底检查一遍”的实质仍是在极力拖延治疗。真想不到，在治疗癌症的问题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国总理，反不及平头百姓自由，真是伴君如伴虎，实在令人揪心!
没有人知道周恩来邓颖超心里有多苦，他们内心的苦衷恐怕也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诚如临终前周恩来对邓颖超说的那样：“我有一肚子话没有对你说呢。”而邓颖超也令人动容的答道：“我也有一肚子话没有对你说呢。”
在经受了三年多的精神虐待和疾病痛苦，就像光绪死在了慈禧的前边一样，老周终于也如愿先走了。而他也像封建社会的忠臣那样，对圣上却没有一句怨言。
关于毛 泽东对周恩来的病情报告的批示，境外出版的《晚年周恩来》、李志绥医生的回忆，以及周的侄女周秉德、吴旭军、吴阶平、张佐良及官史《周恩来传》都可以互相佐证，其中张佐良、卞志强医生都是目击者，张佐良医生还把“已患膀胱癌”几个关键的话背后悄悄的告诉了周恩来，只是，张佐良没有告诉周恩来那个来自于毛 泽东的批示。以周恩来的聪慧，不能不知道医生们为什么还不及早给自己动手术吧。堂堂一个大国总理，患了癌症，只能慢慢苦熬，却不能自主要求让医生割除要命的癌肿。实在是搞不懂，都病到这个份上了，老周连明确提出手术这句话都不敢说出来吗？也许是怕连累了医生们吧。
这是怎样一种上层政治环境啊。你不能想象，如果基辛格得了癌症，尼克松会做出批示不治疗，而基辛格也就不敢提出给自己动手术。你甚至不能想象俄罗斯强人普京或梅德韦杰夫在对方得病是也会做出相似的批示。否则他们的形象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真想不到在一个个人迷信发展到极致的东方古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总理的个人人格尊严全无，连小命都掐在人家手里，其的生命价值比奴隶又强的了多少呢？行文至此，我只为国家感到莫名的悲哀。
可以说，毛 泽东三条批示说法绝无编造撒谎的可能。特别是周恩来侄女周秉德的回忆，不经中央同意不可能出版面世。至今从中央到地方，尚无任何人为伟大领袖的那三条批示证伪。如果这三条批示是真的，那么我不得不承认，做出这三条批示的人，与正义、道德、人性、品格等通通无缘。任你对这个人再崇拜，再爱戴，再爱屋及乌，也无力为此邪恶阴险的行为开脱。如果这三条批示是真的，那就涉嫌犯罪，是不可宽宥的。这三条如果是真的，那么周恩来就涉嫌是被谋杀的或被虐杀的。是谁杀的，你我都知道。我倒真想看看，你还怎么再为伟大领袖做强有力的辩护？
1973年是周恩来命运多舛的一年。1月13日，因膀胱癌恶化，排出大量鲜红的血尿。3月10日，他住进玉泉山施行第一次电灼术治疗。令人欣慰的是肿瘤甚小，术后几天尿色就清澈透明了。总理很高兴，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设“烤鸭宴”答谢医生护士，他以为自己已经康复了。
不料，7月和11月，两次“批周”，使周的病情急剧恶化。第一次“批周”后，再次发现全程血尿，膀胱癌复发，大夫的意见是立即住院。但接踵而至的第二次“批周”会，使大夫们只能望病兴叹。二次“批周”后，肿瘤迅速增长，每天的出血量由几十毫升到了二百多毫升，周恩来终于告别了西花厅，住进305医院，直到去世。
两次“批周”，章含之都是近距离的亲历者。别说是大红门内的历史，就是在共和国的历史画卷上，这两次“批周”都可算得上是浓重的一笔。我们多么希望在章的书中能看到这段历史的真相，遗憾的是，惊心动魄的政治风云被凄美、哀艳的浪漫故事掩映得面目全非。
摘选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63179b4501011gg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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