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坡村9小时暴力拆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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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在废墟中发现宠物狗被压在房屋下 记者 张训武 摄


天渐渐黑下来，昆明市关坡村水泥厂小区陷入一片静谧。经过噩梦般的几天，整个小区已经成了一片废墟，断水断电，家具被毁，留守的人们渐渐都搬离了这个生活了一辈子的家园。“最后的钉子户”邵奶奶呆呆地坐在早已没有房门和窗户的房中，7月的雨从空空的窗洞中飘进来，打在脸上，她却浑然不觉。邵奶奶的身边，放着三个大袋子，这是全家最后的家当。老人或许没想到，她最终也没能等到搬离这个地方，在接下来的一次暴力拆迁中，她被送进了医院，之后再也没能回来。去年，关坡村27名拆迁户将官渡区政府及官渡区关坡村城中村改造征地拆迁指挥部一并告上昆明中院，被以“缺乏相应的事实根据”为由拒绝受理后，今年4月12日，云南省高院向27名拆迁户发出受理上诉通知书，正式对他们的诉讼予以立案。

从断水断电到锤棒明砸

2011年7月20日早晨，昆明市关坡村水泥厂小区住户李奶奶独自一人在家，儿女都上班去了，其老伴一大早出去买早点还没回来。院子里响起麻将声，几个精神的老头老太太已经摆开了阵势。

这样的场景现在已经不多见了，2010年水泥厂小区被纳入官渡区拆迁改造的范围后，住户渐渐搬走，只剩下30多户。李奶奶平时身体还算健康，但有高血压，家里常备着降压药物，她将家里收拾得整整齐齐，随后又躺到床上，合着眼睛想养养神。

楼下传来了吵闹声，有人在叫骂，有人在呼喊，隐隐约约传来了哭声，还有乒乒乓乓砸东西的声音。李奶奶吓了一跳，慌忙爬起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只见楼下停了很多三轮摩托车和面包车，几十个手持棍棒、大锤的人走进了小区，几个人堵住了小区大门。

李奶奶吓坏了，拿出手机想给女儿打电话，突然，几声巨大的砸门声传来，木质的房门经不起折腾，几秒钟就被砸开了。“砰”的一声响，6个身份不明的人冲进了李奶奶的家。

老人蜷缩在床上，几乎无法反应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两个人立刻上前按住李奶奶，另一人一把抢了她的电话。接着，李奶奶耳边全是玻璃碎裂掉落的声音、棍棒打砸在金属上的声音……恍惚中，似乎有人在说：“还敢不敢不搬？”

李奶奶想让他们出去，想骂人，可张了张口却什么声音都发不出来，她浑身颤抖，血压一下上升到180。她想去拿降压药，但身体被牢牢按住，一动不能动。她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人把降压药扔到地上，心中惊恐万分。

其实，“钉子户”与拆迁队的较量从2010年就开始了。剩下的住户由于质疑拆迁的合法性，以及对补偿标准不满意，所以一直没有与拆迁办达成协议。

他们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见证了昆明水泥厂昔日的辉煌与荣耀，见证了官渡区关上片区的成长与繁华，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上了年纪，但已经没人记得，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小区的老人们不再每天下楼到院子里散步，不再成群结队打麻将、赶关街，每个人都很不安，不知道哪一天就要彻底搬离。

“从通知拆迁的那天，这个小区就完了。”李奶奶的女儿崔玲说。

在住户李秀兰的日记本上，清楚地记录了小区遭遇的每一次事故。2010年7月，小区宿舍的地下供水网被切断后，住户们只能到小区水泵房里的水池挑水；2010年10月21日，很多住户发现自家的锁眼被用502胶水和锡铅纸堵住了；2010年11月13日，有人在楼道口泼油污，再洒上水，道路滑得根本不能走人……李秀兰的手腕上有一道凸出来的疤痕，就是在那时被油滑倒摔断了手留下的。

“不可能不下楼啊，家里断水断电，每天都要下楼到处找水，整个关上都走遍了，甚至走到更远的地方，大家就像捡垃圾的一样。”李秀兰说。甚至，有住户跑到官渡区人民医院的洗手间里，看到没人就悄悄接上两桶水回家。有时能要到点水，有的时候不仅水要不到，还会被人骂。“无法洗澡就不说了，连解手都要跑到那些废墟房子里去解决！”住户张奶奶说。而针对“断水事件”，官渡区关坡村片区城中村征地拆迁指挥部的工作人员曾表示，指挥部方面只负责动员、安置拆迁户工作，至于用户被断水的事情并不属于他们管辖，小区水泵房可能是在拆2栋时被楼房垮塌压坏的。

锁眼堵了，就把它掏开或换锁，没有电就用蜡烛，没水就去外面挑，而面对满楼道的油污，全部住户齐心协力地清理。摔跤时有发生，“走不了就用布裹着脚，小心翼翼地过，每家每户都捐出全部的毛巾、废布，一点点擦，一点点蘸，老的小的都出力了。”李秀兰说。

“钉子户”坚持着，但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等待他们的是这场突如其来的暴行。

“死鱼就是你们的下场”

李奶奶的老伴买早点回来时，已经被人挡在了小区大门外。整个小区变成了一座“孤岛”，外面的人进不去，里面的人出不来。

接到父亲的电话时，崔玲正在上班，听说母亲被困在屋里，崔玲顿时“从头凉到了脚”。来不及请假，她慌忙打车赶了回来，看到眼前的一幕，她呆了。

“无法形容那是个什么场面，他们就在那儿，疯狂地破坏，看到什么就砸什么，到处都是被砸烂的东西，碎玻璃到处都是，被拆掉的房门扔在楼道口，时不时还有家具被从楼上扔下来，人都不敢反抗，稍一反抗就要被打。”一想到母亲孤身一人，不知道是否还平安，崔玲一颗心都悬到了嗓子眼。“放开我，让我进去！”她疯了一样大喊起来。

几个守门的人拦住她，拉着她就往外面推，同时威胁道：“出去，不然就打你。”崔玲红了眼睛，此时她已经什么都不管不顾了，只是拼命往里挤。

在旁人的劝阻下，守门人最终妥协，崔玲三步并作两步狂奔上楼，顾不得细看已经被砸得一塌糊涂的家，冲到母亲旁边。隔壁老人和孩子的哭喊声传来，李奶奶满脸通红，只是神色惊恐地看着崔玲。

一墙之隔就是邵奶奶的家，邵奶奶睡在床上，这些不明身份的人涌进大门后，拿起手中的铁锤，猛烈地敲打床边的墙壁，直到砸出脸盆大小的洞。在敲打墙壁时，墙壁上面的沙子石块，直接掉落到邵奶奶的床上。他们寻找一切可以下手的家具，木棒、大锤落在电视机上、沙发上、茶几上……甚至厨房里的锅也被砸坏。邵奶奶哭得嗓子沙哑，不住地呼喊：“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但声音很快就被更大的物品破碎声淹没。

崔玲无法想象隔壁现在到底是怎样的情况，也不敢想象一个高龄老人如何眼睁睁地看着家被疯狂毁掉。她只能紧紧护住母亲，看着一个人走进了孩子的房间，一通打砸之后，一脚踢倒了一个小红桶存钱罐，顿时零钱撒了一地。这个存钱罐是孩子小时候的生日礼物，从小到大，只要有多余的零花钱，孩子就会放进去，家里人也常常都会帮着存钱。那个时候，一家人刚搬进崭新的水泥厂小区不久，老人身体健康，孩子乖巧孝顺，邻里之间互帮互助，十分和睦。小区里的孩子常常聚在院子里一起玩，比谁存的钱多，而老人们则在他们旁边打麻将，微笑着看着他们吵闹。

“以前觉得住在这里真的好呢，水泥厂小区刚建好时是关上最好的小区，几十年的时间一直都很漂亮，老人住在这里，平时赶关街也方便。”崔玲说，宝海公园建好后，老人们常常去锻炼身体、跳舞、唱花灯。后来，每次存进小红桶的钱从一毛、两毛变成了五块、十块，水泥厂小区也要拆迁了。

崔玲一直觉得，这个小红桶承载着一家人的回忆，从来没有人想过有一天会动用桶里的钱。但现在，崔玲看到那人蹲下去，把地上的钱捡起来装到了自己口袋里，小红桶变成了一个毫无价值的垃圾。

崔玲很愤怒，但理智告诉她现在不能与这些人起冲突，她只是瞪着这些在自己家里肆无忌惮的人。一个人抡起大锤一下子砸破了大鱼缸，伴随着玻璃的碎裂声，水全部倾泻出来，缸中的小鱼在地板上扑腾，这人慢慢走了过去，用脚朝着小鱼踩去，鱼血溅了一地。“看到了吧？再不搬这个鱼就是你们的下场。”他说。

砸完家具后开始砸墙砸地板

从9点到18点，打砸一直持续着。

邵奶奶哭到没有力气，再也发不出一点声音，整个人呆坐在满是沙灰的床上，目光呆滞。而这张床，也成了家里唯一完好的家具。

另一栋楼里的尹家两兄弟，为上楼保护80多岁的老母亲和3岁的孩子，在狭窄的楼道里和这些人发生了推搡，衣服被扯烂，尹老三被从楼梯口推了下来，滚到楼梯脚，伤到了肋骨。

等到这些人陆续离开后，被挡在外面的住户终于能够回到已经变成一片废墟的家中，可整个家很难再找到几件完好的家具。“有些被拿走了，不能拿走的被砸掉了。”李秀兰说。

前段时间因为楼道油污摔断了腿而住院的张阿姨听说此事，不顾腿上的伤赶回来时，还没上楼就看到自家的大门被卸下来扔在楼道里。而家里，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包括刚买的5公斤食用油和10公斤大米。

“钉子户”们本以为，事情应该结束了，家被破坏，大部分人都不得已在考虑搬走。有的到处找房子，想先租房住一段时间，有的打算投靠亲友。没想到，还没等他们离开，第二天那些身份不明的人又出现在了小区里。

重复着同样的动作，说着同样的威胁语，已经没有更多的家具可砸，他们就开始砸墙和地板。崔玲请了假，在家里陪着父母，因为担忧、焦虑和低血糖，她感到头很晕，有气无力。“我煮点稀饭给你。”李奶奶走进了厨房，刚刚往锅里加上水，放在灶上，楼上又开始咚咚咚地敲地板，接着一块砖头掉落下来，正好掉进锅里。

“这个家实在是没法住了。”李奶奶的老伴终于忍不住哭了起来。崔玲心如刀绞，长这么大，她第一次看到父亲在自己面前泪流不止。

其实她心里很清楚，父母已经压抑了太久。从关坡村片区开始拆迁，每一天，都看着有人不断地搬走，和曾经的老友挥手告别；每一天，都看着周围的房屋在一栋栋倒下，废墟越来越多，这个片区越来越荒芜。为了赶走他们，小区里更是“怪事”频出。2011年4月14日，小区水泵被挖断；5、6月间，时常有住户的窗户玻璃被人打破。5月18日晚上，一栋单元楼的煤气阀门被人打开，楼上楼下的人都在煤气泄漏的嗞嗞声中过日子，后来惊动了110、119，疏散全部居民，煤气公司的工作人员也赶到现场，才关闭了阀门。一位74岁的老人煤气中毒昏倒在家中，是警察将他背下楼的。而3天之后，煤气阀门又再次被人打开。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啊，环境、心理、精神上都在受刺激。”崔玲说。他们一家也想搬走，但担心的事情很多：拆迁手续是不是合法？和作为临时机构的拆迁指挥部签订协议，拆迁结束后万一指挥部撤销，这个协议是否还有效？补偿方案是不是合理，能不能保证家人今后的生活？其实还有另一个原因，是不舍。

“我在这里住了一辈子啊，我的家没有了。”很长一段时间了，李奶奶每天念叨的，只有这一件事。

可是，没有办法再坚持下去了，相对房产等问题，崔玲现在更担心的是父母的人身安全。刚好有朋友的房子闲置着，崔玲马上把父母迁了过去。走的时候已经没有太多的东西可以带，她把家中剩下的蜡烛全部送给了邻居邵奶奶。

“最后的钉子户”邵奶奶去世

整整一个星期，那些人每天都来到小区里。家中的男子每天都必须到处去找房子，女人留下来陪伴住在废墟上的老人。临走前，男人们总要千叮咛万嘱咐：“千万不要和那些人起冲突，不要阻挡他们，也不要抵抗，我不在家千万要保护好自己的人身安全。”实际上，这些老弱妇孺也没有任何抵抗能力，几天的折腾已经让他们筋疲力尽，老人因为惊吓，神经已经绷紧到了极点。

手机是这个时候最宝贵的东西，李秀兰说：“再怎么都要留一部手机，藏好不能让那些人发现，万不得已的时候还能用来打110。”

“钉子户”一家一家搬走了，到最后，只剩下了邵奶奶一家。

3天3夜，李秀兰的丈夫苦苦地在外找房，可要想找到一间价格位置都合适的房子并不容易。当小区里的人都走了，他们一家还是只有住在废墟上。邵奶奶每天都在流泪，要不就是叹息般干号，整个院子都能听到。她不愿意搬走，每天重复着：“我要在房子里。”

李秀兰将家里最后能用的东西收拾起来，装了5个包，准备找到房子就带走，其中一个包裹里，上层是衣服，下层是几床干净的床单，中间藏着他们向姐姐借来租房的3万元钱。5个包裹就放在卧室的床上，邵奶奶身边。但是，有一天李秀兰一时疏忽，包裹被人偷走了两个，其中就有装钱的那个。就在这个时候，丈夫的单位上又给他打来了电话，因为无故旷工，他被解雇了。

这一系列的消息对这个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每一天在废墟上醒来，我都在想我居然又活着过了一天，但一点都看不到未来，不知道这个日子要怎么过。”李秀兰叹气说。

最后一夜，邵奶奶的精神已经处于崩溃边缘，别人对她说什么她都没有反应，只是不断地哭，不断地喊。李秀兰和丈夫商量，如果不行就先把老人送到医院或者敬老院，等找到房子以后再去接她，但当他们询问邵奶奶时，她一点反应都没有，不回答，也不看人，就这样呆呆地坐在早已没有了房门和窗户的房间中，任凭7月的雨从空空的窗洞中飘进来，打在脸上。整个水泥厂小区安静得吓人。

2011年7月24日那天，关坡村没再传出邵奶奶的声音。那天，不明身份人员涌进大门后，拿起手中的铁锤，猛烈地敲打位于老婆婆床边的墙壁，一直砸出脸盆大小的洞。老婆婆吓得赶紧向姐姐求助，一家人合力将她送到了医院。五天后，“最后的钉子户”邵奶奶去世了。

“我婆婆是被他们活活‘吓死’的。”儿媳李秀兰这样认为。

在邵奶奶去世前后，关坡村还有两位老人离世。

关坡村拆迁刚开始的时候，住户王大爷就把90岁高龄的老母亲转移到兄弟家里居住。去年，关坡村拆迁的消息不断传来，老人忍不住了，几次提出要回去看看。2011年7月11日，老人以绝食抗议，坚持要回到关坡村，家人实在拗不过老人，只得将她送了回来。但映入老人眼帘的，是被拆得乱七八糟的老房子。老人非常伤心，回到家不吃不喝，12日还吐出了血，三天后就离开了人世。

今年1月1日凌晨2时，关坡村11名“钉子户”再次迎来强拆。村民称，88岁的潘姓老人，当天晚上被拆迁人员从被窝里拖出来后，只穿着睡觉的衣裤就被丢在冬季的路边，把老人冻得昏迷了过去。随后，老人被送到医院接受治疗，在医院里面医治了一个月，老人就去世了。

事件进展

重新燃起的希望省高院立案

王大爷认为，老母亲是被“气死的”。而潘姓老人的去世，家属也认为与暴力拆迁有关。

官渡区关坡村片区城中村改造征地拆迁指挥部的一名李姓工作人员称，人生老病死是正常的，老人的死与拆迁没有直接联系。如果村民认为老人在拆迁中被“吓死”，拿出证据和相关的鉴定出来，证明老人的去世确实与拆迁有关，他们愿意承担责任。

官渡区拆迁工作局张局长称，涉及的这家拆迁公司已被纳入了黑名单，罚款10万元，2年内不允许在官渡区范围内从业。

但拆迁户认为，这样的处罚不足以弥补他们在精神和经济上的损失。从去年开始，27名拆迁户决定走司法程序，他们认为：官渡区政府、官渡区关坡村城中村改造征地拆迁指挥部，在征地拆迁工作中抢劫打砸他们的财产，破坏他们的住房，他们报警后，警察也不立案。于是，27名住户将官渡区政府及官渡区关坡村城中村改造征地拆迁指挥部一并告上昆明中院，请求法院确认两被告雇人入室抢劫砸住户财产及损毁房屋的行为违法，判令两被告赔偿因违法行政行为给原告造成的财产损失214万余元，并赔偿精神损失费290万元。官渡区政府不履行保护拆迁户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属于行政不作为，请求判决被告履行职责。

昆明中院审理认为，27名拆迁户起诉被告行政侵权缺乏相应的事实根据，不予受理。诉讼请求在被昆明市中院驳回后，27名住户又上诉至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2年4月12日，云南省高院向27名拆迁户发出受理上诉通知书，正式立案。

这个消息给李奶奶一家又重新点燃了希望。

“路过那些没被拆的小区，现在觉得他们真的太幸福了。”李秀兰说。

“即便以后关上建设得再好，我也不会到这里来住。”王大爷说。

直到现在，李奶奶还经常问起：“老房子怎么样了？”每一次崔玲和丈夫都如临大敌，找各种理由搪塞过去。“我们现在根本不敢给老人看有关拆迁的东西，电视里一放有拆迁就赶紧换台，每天的报纸我都要先检查一遍，把拆迁的报道撕掉才敢给老人看。”崔玲说。李奶奶并不知道曾经的老邻居已经去世，但似乎是有预感一样，有时她会敏感地和崔玲抢报纸，这时崔玲就很紧张，想尽办法不让老人拿到。“不能再刺激老人了，我怕她会像邵奶奶一样。对我们来说，只要老人现在能健康地活着，就是最重要的事。”

（文中人物系化名）

生活新报 记者 尹馨

http://www.shxb.net/html/20120416/20120416_30980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