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状七成患者没有接受有效治疗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09年年初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另有研究数据显示，我国重性精神病患者数量已超过1600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精神病发病率已占我国全部疾病发病率总数的20%，而全世界的平均水平为10%。此外，世卫组织还预测，未来20年中国的这一比例将增长至25%。
与高发病率和庞大的患者人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家经费投入过少。据了解，国外精神卫生投入占卫生总投入的比例约为20%，而我国仅有1%。
报告指出，我国没有把精神障碍的救治当做政府责任。长期以来，绝大多数精神病人由家人负责看管并居家治疗。病人家属一则缺乏必要的医护知识以及技能，二则没有时间和精力来照顾患者，三则难以支付高昂的医疗费。
对于有暴力倾向的重症患者，政府给予的救助远远不够。家人的安全得不到保障，社会救助又严重不足，重重压力之下的家庭只能被迫放弃治疗，或者把患者囚禁起来，或者遗弃。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江苏宿迁一男子遭车祸患精神病，妻子无奈将其锁进铁笼六年;江苏兴化一精神病儿家中施暴伤人，四亲人不堪忍受将其杀害;重庆一男子照顾精神病妻子40年，为结束妻子痛苦将其杀死……
北京回龙观医院是一所精神病学专科医院。该院院长杨甫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财政投入严重不足使我国目前仍有70%左右的精神病患者没有接受有效治疗。该院对400例精神疾病患者基本生活状况的调查显示，46.50%的患者自费治疗，同时又有35.00%的患者收入极低或者无业，家庭生活极为困难。
个案上访者被扣上“精神病”帽子一方面是为数众多的精神病患者未得到有效收治，另一方面，还有一些正常人被扣上了精神病的帽子，被强制送进了精神病院。
近年来，在一些地方，精神病医疗成了一个赚钱的行业，有的医院把非自愿住院及治疗视为普通消费行为，对付款人或送治人负责，视付款人为服务对象，而不对患者负责。有的地方，还给一些上访者扣上了“精神病”的帽子，从而引发了许多匪夷所思、触目惊心的个案。
从1997年开始，河南漯河农民徐林东和张桂枝从当地乡镇政府逐级上访到北京。2003年10月，大刘乡政府几名工作人员从北京把徐林东接回漯河，并将他送进了驻马店市精神病院。他在驻马店市精神病院被强行捆绑48次，电击54次。驻马店市安康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所2003年11月25日出具的一份鉴定书认为：徐林东属于偏执性精神障碍，建议住院治疗，加强监护。但是医院里很多医生都知道他没有精神病，还劝他不要去告状了，这样才能出院。直到2007年7月，即徐林东被关进驻马店精神病院4年后，他的家属才通过其他村民知道他的下落，但却被告知无权接徐林东出院。徐林东住院期间，每月花费医疗费1000多元，六年半下来花费近10万元，这笔费用是大刘镇政府从民政救济款中拨付的。
2010年4月底，“徐林东事件”被曝光，伪造了徐林东入住精神病院所需有关证明的几位政府工作人员被免职。经过新任领导的同意，徐林东才得以走出他住了六年半的精神病院。
分析强制收治标准宽泛精神病学被滥用根据卫生部2007年的《精神卫生宣传教育核心信息和知识要点》，精神疾病有10大类、72小类，近400种，包括老年痴呆症、焦虑症、失眠症、人格障碍、智力低下等，这意味着这400种精神疾病的患者都可以被强制收治。再加上“疑似精神疾病患者”，即未经诊断的人，其实就是说所有人都可以成为强制收治的对象。
由于卫生系统收治标准过低、范围过宽，在实践中，卫生机构的行业规则也没有对收治程序作出要求，医院无须事先见过当事人，无须事先进行医学诊断，收治时无须听取本人的意见。仅凭送治人单方面提供的描述，医院就可以把人强行收治起来。“这种收治方式与绑架无异。”报告执笔人、深圳律师黄雪涛说。
由于精神病学被滥用，一些精神科医师也成了受害者。国内知名的精神病学专家、陕西省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的纪术茂教授因为写信反映医院领导的问题，被自己所在医院诊断为精神病患者，这一诊断结果还写在了该院给上级部门的回复文件上。而诊断的依据，仅是医生的几句私下闲聊。
东南大学法学院卫生法学研究所所长张赞宁教授指出：“现如今，精神病强制收治的两种常态，即应该被收治的患者被拒之门外，不该被收治的个人却被强制治疗。这种稀缺医疗资源错配所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制度的受害者，面临来自精神病院和未收治患者的双重威胁。”
10月10日是第十六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民间公益组织“精神病与社会观察”与深圳衡平机构前日发布的《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称：“我国现行的精神病收治制度存在巨大缺陷，精神病收治局面十分混乱。这不仅威胁到社会公共安全，也使得每一个人都面临‘被收治’的风险。”
报告指出，一方面，许多应当被收治的患者由于无力支付医疗费，得不到治疗，或被家人长期禁锢，或流落街头，成为散落在社会中的“不定时炸弹”，威胁公共安全，同时这些患者本身的自由乃至生命安全也时常被侵害。另一方面，大量无病或无须强制收治的人，被与之有利益冲突的人送往精神病院，承受丧失人身自由、被迫接受本不该接受的治疗带来的痛苦。
报告称，这种“该收治不收治、不该收治被收治”的情况导致了原本稀缺的医疗资源的浪费，还会给当事人带来巨大的痛苦和伤害，激化社会冲突，导致社会不和谐。
建议为精神病患者提供法律服务报告指出，正因为我国法律强化了精神病患者家庭的责任，把监护人放在首位，在设计入院出院程序和个人权利的处分时，都规定要取得监护人的同意，而不尊重患者本人的意愿。一旦被送治，当事人就丧失了话语权，成为任“监护人”宰割的对象。所以当“监护人”由于利益冲突，为侵害当事人权益而送其去精神病院时，这套制度就完全没有防范错误和纠正错误的作用。
联合国1990年通过的《保护精神病患者和改善精神保健的原则》明确规定：“患者有权选择和指定一名律师代表患者的利益，包括代表其申诉或上诉。若患者本人无法取得此种服务，应向其提供一名律师，并在其无力支付的范围内予以免费。”
报告建议，为非自愿的精神病人提供一套有效的异议机制，并为其提供法律服务，保证当事人的权利，使之免受精神病医生滥用权力之苦。
背景律师牵头执笔精神病收治报告《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是我国首部从法律视角对精神病收治制度进行分析的民间报告。据该报告的牵头执笔人、深圳律师黄雪涛介绍，此报告还寄送给了全国人大法工委和国务院法制办，以期为正在进行中的精神卫生立法提供参考。
黄雪涛是2006年发生的广东“邹宜均被精神病案”的代理律师。2008年，黄雪涛和一些律师、医生、心理治疗师、社会公益人士、媒体人，以及滥用精神病医学的受害人发起了志愿公益工作组“精神病与社会观察”。工作组通过三年时间收集并筛选数以百计的案例，阅读并翻译国外文献，在公益组织深圳衡平机构的共同努力下，完成了该报告。据《中国青年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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