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塑造

《狂人日记》中有几个前台人物，几个背景人物，几个做衬景的人物，和一个中性人物（完全没有戏的人物）。“陈老五”是个中性人物，虽然屡屡出场，但完全没有性格与面孔，也没有任何戏，功能如同一件道具。“古久”先生是背景人物，屡被题及，却从来没有露过面，“母亲”也是一样。赵贵翁虽然也很重要，但只露了唯一一面。狼子村的佃户、街上的人、打孩子的女人，全是作衬景的，对他们的人物完全没有描写。前台人物主要是大哥和两个医生。我们说过，那第二个医生的安排不算成功，塑造也不很完整。

倒是那第一个医生，那个姓何的老头子很有意思。他“慢慢走来……满眼凶光……只是低头向地……从眼镜横边暗暗看我……坐着，闭了眼睛，摸了好一会，呆了好一会；张开鬼眼睛说，‘不要乱想。静静的养几天，就好了’”。通过说他是医生，是老头，戴眼镜，走路、做事慢慢的，话很和气，却很有内在的权威，呼唤出人们心中从日常生活得来的，对这类的人的印象与偏见，来补充一切对“何医生”描写中省略的东西。笔墨异常简练，却活灵活现，可谓出神入画。这再一次表现了作者文笔的老练。

全篇最重要的人物当然是“大哥”。作者对大哥的身材、面孔、穿装等等一律省略，但是，我们眼前还是浮现出了一个高大、权威、严厉、偶尔露出一点儿和蔼、假慈祥，一旦被触及痛处又尴尬窘迫、恼羞成怒的传统中国家长的形象。这个效果除去大哥的言谈和很少的几个姿势、表情，最主要是通过把大哥定义成“家长”来实现的。作者又在呼唤我们头脑中的成见，来替他填充文字笔墨，可谓狡猾之至，老练至之。是中国现代小说初期难得的精彩之作！

另外，有一处很容易被忽略，我愿意提出来告诉大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看到这句，令我们想到的当然不是“我”的“两眼”，而是狗的“两眼”。当时欧洲流行的现代诗歌对作者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会忘记马拉美和瓦莱里与他们的“暗喻”，我们不会忘记瓦莱里的《海滨墓园》中的那句：“奔赴海浪去，跳回来，一身是劲儿。”



《狂人日记》中的“吃人”

“吃人”是《狂人日记》的重心。这里所有的人（除去“我”），都是要“吃人”的。无论是社会受益阶层的赵贵翁，作为“礼教”和“家长制”化身的“大哥”，还是社会非受益阶层的“佃户”，“给知县打枷过的”，“给绅士掌过嘴的”，“衙役占了他妻子的”，“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还是专业人员的医生，包括自己的母亲，无一例外。从“吃人”的动机来看，无论是出于忠君（易牙），出于饥荒（ 易子而食），出于孝道，出于憎恶（食肉寝皮），为了报仇（徐锡林），或是为了惩罚罪恶（狼子村吃了“大恶人”），理由万端，结果却完全一样：“吃人”。而且，竟一连吃四千多年。纵观历史，环顾现实，“吃人”实在是太常见，太普通了，最后，连“我”也不能保证定然没有吃过人。简直是无人不吃，无时不吃，无处不吃，不受自然与社会条件的影响，完全没有阶级的分别，总归是吃的。

这里的“吃人”与“杀人”有些关系，但又远远不仅是“杀人”。因为，杀了之后还要“吃”，而“吃”才是作者认为最严重的。这是一个大关键，决不能轻易放过去。这里的“吃人”并不需要以杀人为直接前提。比如，用被处决的犯人的血蘸馒头吃来治病，药典上说的“人肉可以煎吃”，割下自己身上的肉给父母吃以徵孝道。这里，“吃人”的人或者无须自己杀人，或者被吃的人不一定要死。包括街上打孩子的女人只是嘴上说说“我要咬你几口”，在作者看来也全属于“吃人”，至少已经有了“吃人”的端倪。

很明显，《狂人日记》的作者认为：“吃人”是一种普遍现象，是普遍存在于人性中的一个恶劣品质。那种绞尽脑汁，无论鲜腐，都定要“吃”上几口的渴望，那种对人的血腥和肉味不可遏制的嗜欲，那种眼光（作者一再写到眼光），那种口涎，都很容易令我们想到“食人族”，想到同类的自相残食的Kannibalismus。我认为，作者严厉批判，同时又感到回天无力的，正是这个Kannibalismus。作者显然认为，Kannibalismus是人、至少是中国人身上难以去掉的，最恶劣，最低级，最肮脏，最可憎恨的一种本性。

今天普遍的说法认为，《狂人日记》中的“吃人”象征了礼教对自由精神的压抑与摧残。纵观全篇，我们完全找不到这方面的证据，连一点暗示也没有。正相反，所有在这里出现的，有关“吃人”的历史、传说和现实都是物理的吃人、肉体的吃人。特别是那个常吃死肉的海乙那的比喻所给出的提示，令我们知道，此处的“吃人”决非针对具有自由精神的活生生的人的行为。因此，除去将这个“吃人”理解为Kannibalismus，实在别无选择。

在确认了“吃人”的普遍性之后，作者表现出了对“吃人”深刻的憎恶与恐惧，强烈谴责了一切“吃人”的行为。不仅吃死人或把人吃死是不能容忍的，就是仅仅吃一片肉也是完全不可以的，并认为这就是吃全人的开端。更要紧不能放过的是，作者并没有对佃户杀吃“大恶人”表示丝毫的理解与同情，而是严厉批判了任何对吃人行为的“理解”（“预备下一个疯子的名目罩上我。将来吃了，不但太平无事，怕还会有人见情。佃户说的大家吃了一个恶人，正是这方法。这是他们的老谱！”）。按照目前的讲法，作者因同情革命党，而特意提到了徐锡林的被吃。但是，在作者眼中，徐锡林被恩铭的卫士所吃，与“大恶人”被佃户所吃，毫无分别，都是不能原谅，不能理解的！作者在此完全没有照顾到任何阶级的立场。



“吃人”与“仁义道德”的关系

《狂人日记》中“吃人”与“仁义道德”的关系，是这篇小说及它的作者出名的根本原因。但是，作者在这里是怎样理解“吃人”与“仁义道德”之间的关系呢？“仁义道德”是不是“吃人”的原因？“仁义道德”是不是“吃人”的另一种说法？

如果我们说“仁义道德”——或者礼教——是当时社会的道德共识，被一切“吃人”的人们所尊尚，应该不会大错。那么，我们来看一看《狂人日记》中“仁义道德”对“吃人”的作用吧。

那些人要吃“我”乃是一个阴谋，“鬼鬼祟祟”、“想法子遮掩”，不敢“直截下手”。一旦问及“吃人”的事情，他们就极力否认。当“我”追究“吃人”的是非时，他们全说“不对”。这个“不对”在第十段差一点带来了生机。那么，是什么东西使得这个吃人计划成了“鬼鬼祟祟”的阴谋呢？什么东西使得那些人不敢“直截下手”？他们为什么要极力掩饰自己“吃人”的欲望呢？是“我”的强大么？显然不是！致令“我”没有即刻被他们打死分吃的不是别的，而是：他们知道“吃人”是不对的！这个判断的基础正是当时社会的道德共识，正是那个礼教，正是那个“仁义道德”。“仁义道德”纵然没有救了“我”的命，至少也让“我”苟延残喘了很长时间。因此，《狂人日记》中的那段出名的话不能被理解成：因为“仁义道德”，才要吃人；更不能被理解成“仁义道德”本身就是“吃人”。正相反，这段文字必须被理解成：尽管有“仁义道德”，还是吃了四千年的人。

“易牙献子”、“易子而食”一直遭到儒家的谴责。儒家有所谓人与禽兽的区分，认为那些野蛮行为如“吃人”是禽兽的行为。但是，“禽兽”的心态与行为并不只“坏人”才有，而是人人都可能有。礼教的任务就是要克服掉人性中那些禽兽的部分。作者首先继承了这个思路，把“吃人”看作是“虫子”的行为，应该遭到“真的人”的摒弃。然后对礼教的不彻底与无能深感愤慨，大声疾呼要把一切“吃人”的行为乃至于动机全都去除掉，才能符合理想中的“将来”。用冯友兰先生的话讲，就是“接着讲”，接着礼教的话头，把它推到极端。不同于作者后来的态度，也完全不同于一切崇拜鲁迅的人们，《狂人日记》的作者并没有要求去除礼教，砸烂仁义道德的招牌。正相反，他是把它们原则化，彻底化，绝对化了，我们可以把它看作礼教的原教旨主义的一种表现。

流行的说法认为：“我”因踹了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才惨遭暗算，是保守传统的人对“我”的报复。这是对原作明显的曲解。第三段中有这样的话：

“照我自己想，虽然不是恶人，自从踹了古家的簿子，可就难说了。他们似乎别有心思，我全猜不出。况且他们一翻脸，便说人是恶人。我还记得大哥教我做论，无论怎样好人，翻他几句，他便打上几个圈；原谅坏人几句，他便说‘翻天妙手，与众不同’。我那里猜得到他们的心思，究竟怎样；况且是要吃的时候。”

“我”是否因踹了古家的簿子而成了“恶人”，这件事原很“难说”。况且“他们”定谁为“恶人”全是很随意的。后边的话更为重要：象征着礼教和家长制的“大哥”竟对“我”的论文中与古相悖的地方大加赞赏。可见，就算那古家的簿子真是传统的象征，神圣无比（这是目前的标准讲法），踹他一脚又何妨呢？从这一段来看，那些人要吃“我”，仅仅是因为“要吃”而已。在这里，Kannibalismus是根本的动力，古家的簿子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借口。



重新评价《狂人日记》和它的作者

四千年的历史，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而字缝中透出来的却是“吃人”。几句话使得这篇短短的小说的作者一夜之间成了现代中国最出名的小说家、思想家之一。这段话被反对礼教的人们写在标语牌上，做成刀枪弹药，向中国的道德传统，向维护这些传统的人们，展开了一场史无前列的，旷日持久的，不惜代价的，无比残酷的战争。但是，通过前边的分析我们知道，作者的矛头并不是直接指向“仁义道德”的，他甚至继承了礼教中很关键的学说，并把它极端化了。今人对“仁义道德”与“吃人”的理解完全是对原文的误解。作者自己对这个误解也负有很大的责任。他有意拿“仁义道德”与“吃人”并提，无非是要“一语惊人”。后来大家都错误地理解，作者因而成了运动的“旗手”，也不好意思再来解释了。所谓“时代造英雄”吧。

清理误解仅仅是帮助我们理解这篇小说的第一步。我们还要花费一点心思，来找一找《狂人日记》的主题到底在什么地方。

第十段是“我”劝善“大哥”，教导诸人，是作者表达自己观点的主要场所。虽然在第八段也谈到了“吃人”的“不对”，但还是在用“他们”的价值进行判断，还仅仅是“照着讲”，还没有把话头接下去。在第十段，作者明显地暴露出他思想上的不成熟。作者反对“吃人”的道理非常薄弱。第一，是劝人弃绝“虫子”的行为，作人，作“真的人”。他把“虫子”在人面前的那种“惭愧”看作一种原始的、向善的动力；第二，从理性的角度，说“吃人”的人难免自己被吃，所以还是大家不吃的为好；第三，将来的社会容不得“吃人”的人。既然“吃人”是那样一种强大的、延续了几千年的欲望，那个“惭愧”要战胜它，谈何容易？更何况作者也完全没有告诉我们战胜的法则。唯有那个理性的考量比较有说服力，却又因太过实用主义而缺乏思想的深度。因此，那个对“将来”的憧憬没有任何的基础，不过是一个肥皂泡而已。这一段本来是《狂人日记》的主题所在，而今人的关注全在“仁义道德”与“吃人”，使得这些关键的东西在读者心目中反而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造成这个奇怪的矛盾现象的原因，主要来自作者本身思维条理与深度上的不足。

孔子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鲁迅是有德而后言，言德相符，还是言溢于外，而德有不足于中呢？从《狂人日记》的情况来看，其思想深度恐怕有愧于身后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