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无信是怎么炼成的？　　作者：石飞
　　看了今年春晚小品《还钱》，我的感慨特别强烈，心里冷嗖嗖的。环卫工人扫马路拣到了10万现金后，按照包内的名片主动打电话联系失主，要他过来取钱。失主根本不相信，他想是人家在设套，引蛇出洞，调虎离山，关门打狗，拒绝前来。环卫工人要把钱送上门，失主也不答应，他担心自己经常不在家，老婆长得漂亮，人家是假冒送钱之名，打他老婆的主意。结果，双方只好约定到世纪坛街头，对暗号接头，还钱。可见，我们社会的诚信已经毁坏到了何种程度？小品的编导者把接头还钱的地点定在“世纪坛”，这也许是一种“匠心”表现——影射世纪之悲哀。
　　绵延数千年的旧中国，社会也始终存在不同程度的无信现象，甚至官场有“无官不诈”、商界有“无商不奸”的说法，但总体看，诚信还是社会的主流和公认的价值观。人们都很看重信誉，不管是谁，一旦坏了信誉，小在家庭、亲朋之间，大在一个村庄、一个行业，上至朝堂内外，他都很再难混下去。这应该说，与儒家文化之精华——诚实守信代代传承至关重要。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信则人任也”。作为人，不讲信用是不行的。只有讲信用，人家才会信任。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实在，是自然的规律；诚实，是做人的准则。
　　“兵不厌诈”，那是战争年代的经典，敌对双方无论怎样装神弄鬼、欺瞒诡骗，人们都会不以为然，视作正常，并不会对社会诚信构成负面影响，因为那是战乱非常时期。
　　问题是，新中国在政权建立和巩固以后，频繁发动的政治运动，总是充满谎言和欺诈，把中华民族的诚信基因，一波一波吞噬，直至败坏精光，把中国“炼”成了一个完全无信的社会。时至今日，官场流氓无赖横行，商场假冒伪劣泛滥，人际间欺骗诡诈成为习惯……在这么一个争相弄虚作假，并以之为能事的社会氛围里，恪守诚实守信，被认为是“脑子进水”，无知傻冒，只会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诚惶诚恐，每时每刻都要提心吊胆被当官骗，被商人骗，被同事骗。呜呼，恐怖也哉！
　　必须深刻地总结、检讨和反思我们国家由诚信到无信的悲哀的堕落历程，从而，重新构建中国的社会诚信。
　　首先是合作化运动。1950年6月至1952年冬，全国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完成，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此间，全国有3亿多农民分到了土地和生产资料。让亿万农民始料不及的是，1953年开始了农业合作化运动，把他们刚分到手不久的土地一律收归合作社集体所有。到1956年底，全国全部实现了农业合作化，从此，中国农民被永远剥夺了土地私有权。在中国公开出版的文学作品中，都宣扬广大农民对农业合作化如何自觉自愿、趋之若鹜，其实呢，都是逼迫强制的。哪个农民心甘情愿把一家老小的命根子（土地）充公掉？我家土改时分了4亩地，加上祖业2亩，共有6亩地。听说入社，祖母没白没夜地哭嚎：“分给的地还未种两年，又要回去，还把老陵地赔上了，欺负人哪……”我当时刚念小学，学校把所有的学生都赶回家，谁家入了社，才准谁回校。我被赶回家十多天，直到家里把土地交给了社里，才让我进教室。农业合作化运动让人民群众感受最深的是，政府不讲信用，刚分给的土地，转眼就收回，并收去了人家的祖传田产。直到现在，我每当听到“土地公有”这几字时，就想笑，公有的土地都是哪里来的？
　　再次是对私改造运动。从1953年11月至1956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对
私营工商业实行强制性改造
，统统变为公有制企业。建国之初，国家支持民族工商业，号召发展经济。话音没落，就推翻前言，“灭”了所有的私营企业。这让全国工商者领略了政府的无信。近年来，我们拍了不少反映中国民族工业的电视剧，如《大宅门》、《大瓷商》、《望族》等等，最终都是一个无果的“悬念”——无外来侵略者没有摧垮它们，***政府没有毁掉它们，是对私改造运动让他们彻底绝了种。
　　再再次是反右派运动。1957年反右派运动，初起号召党外民主人士帮助党整风提意见，善良的人们掏心剖肺地建言献策，想不到，都中了“引蛇出洞”的骗局。***说，是“阳谋”。所有的真话直言者，都被打成了右派分子，沦为专政对象，或开除公职，或群众管制，或劳动教养，或判刑蹲监，有的甚至被枪毙。打右派层层下指标，为完成任务，有些地方把初中学生也打成了右派。当年到底打了多少右派？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错划了右派55万人”，被认为是官方说法。作家叶永烈在《反右始末》书中说：右派分子连同受株连的家属算在内，达数百万之众。学者朱正在《1957年的夏季》书中说：57年划右派80万人，株连290万人。这个庞大的蒙冤群体，1979年在整体上给予了改正摘帽，仅留5个民主党派领袖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和1个学生右派林希翎计6人不予改正摘帽，以此维持“反右派运动是正确的，只是犯了扩大化的错误”的既定结论。6个人与数百万之众相比，还能叫扩大化吗？骗鬼都不信。
　　反右派斗争，向国民凸显了政治运动的虚伪性和欺骗性。从而让国民刻骨铭心——万万不可轻信号召，万万不可讲真话。时至今日，亲朋好友看了我写的抨击强权欺讹弱势、***堕落的文章，总常常提醒我：别忘了打右派的教训，小心给你戴帽子。反右派运动对国民诚信理念的戕害实在太深！
　　再再再次是大跃进运动。1958年，被举世公认为中国的“最牛皮年代”。***急功近利，好大喜功，最爱听粮食、钢铁放“卫星”。“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全国层层级级、方方面面赛着鬼侃瞎说，“集全国之力吹牛皮”，发挥到了极致，普天之下竞相放“卫星”，没有例外，只有更凶。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也不甘寂寞，居然玩伪科学文字游戏，运用所谓的太阳光能的歪理论证，稻麦亩产能达到两千多斤的20多倍，即亩产4万多斤。《人民日报》提出了一个经典的“牛皮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为给营造全国全民大放“卫星”的舆论氛围，7—10月间，《人民日报》连篇累牍刊发“卫星”上天的虚假报道。水稻亩产“卫星”有：广西环江红旗公社130434斤，四川郫县友爱乡第九农业社82525斤，广东连县星子乡田北社60437……小麦亩产“卫星”有：青海柴达木盆地赛什克农场第一生产队8585斤，河南西平城关镇和平农业社第四队7320斤，河南西平猛进农业社7201斤……钢铁“卫星”有：河南省土高炉日产生铁18693.92吨，河南禹县日产生铁4396吨，广西鹿寨县日产生铁20多万多吨……
　　所谓大炼钢铁运动，是人民战争，土法上马，家家建炉，人人参与，全国投入9000万人，加上直接间接支援的人，全国投入大炼钢铁的劳动力超过一亿。就连宋庆龄也在自家门口建了一座高炉，并且向外国人炫耀。真是滑稽可笑，她能从这种炉子里炼出了铁吗？无非是要对牛皮运动的发动者表示忠心而已。
　　我当时读小学5年级，教室门前就筑了一个土高炉，发动学生把家里的铁锅、铁勺、菜刀、铁锨、粪耙等铁器拿来装炉，把桌椅、板凳等木家具拿来烧火，同学们轮班拉风箱烧火。我熬了两个夜班。到头来，五天五夜只收获一堆废铁渣。土高炉能炼什么生铁熟铁？想起来都想笑，愚昧至极！
　　与大跃进紧随相伴的是全国性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刮共产风，中国全面整体跑步跨入“共产主义”，“一大二公”，工资制，供应制，大食堂，社员吃饭不要钱……
　　贯穿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始终的是，精神裹胁与政治迫害相结合的野蛮强制。当年《人民日报》推广的先进典型——河北徐水县就是个代表和缩影，一切行动军事化，县里为师，下设兵团，村里为营，营下设连。凡对大跃进有不同意见的干部和落后群众及地、富、反、坏、右分子，一律送劳动教养。县里建三个劳教农场，每场可容1000多人，各乡、村建劳改队（点）。要求快捕快送，哪个乡完不成任务，就劳改党委书记。全县劳教人员最多时达7295人。县委书记张国忠的谬论是：“‘捕人’能刺激生产积极性。”在我家乡，干部打骂群众是随心所欲的，只要稍不顺眼，薅过来就拳打脚踢。我亲眼看着，大队干部把一个姓顾的邻居、50多岁老人，吊在社屋的房梁上，用荆条抽打，抬到家里就断气了。祸起是，老人干活偷懒，还趴在玉米地里偷吮嫩玉米穗子的白水——饿急了。
　　徐水县历史上是个多水旱灾害的穷地方，土地79万亩，1957年粮食平均亩产200斤。1958年放“卫星”放出了名，***亲临徐水视察。毛听张国忠说全县夏秋两季要拿到十二亿斤粮食，平均每亩产两千斤，高兴得睁大了眼睛，笑嘻嘻地说：“你们夏收才拿到九千多万斤粮食，秋季要收十一亿呀！你们全县三十一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最后***笑道：“（粮食）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要说是那些成里长大的官员，五谷不分，不清楚一亩地能产多少斤粮食，也就罢了。而你姓毛的，是个农民的儿子，青少年时期躬耕垄亩于韶山冲，一亩地能打粮食几何，他明白得很。地方酷吏谎报亩产吨粮，他听了居然欣喜赞赏。这不是火上泼油，昧心鼓励下面吹牛皮吗？他生怕人家吹牛吹得不够猛不够大不能称他的心。
　　***来了徐水，谁个敢怠慢，中央大员争相接踵而至。先是刘少奇下来同吃同住同劳动，紧接着周恩来、李先念、薄一波、邓子恢，邓小平、谭震林、谭政、刘澜涛、胡乔木、刘伯承、贺龙、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彭真、粟裕、杨成武、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陈叔通都参观学习，纷纷盛赞吆好，有的还写诗赞颂，著文讴歌。难道，那土高炉炼出的不是铁，亩产吨粮的牛皮，无端摧残民众的现象，这些国家高官和顶级英才都看不见听不见吗？呜呼，一人“指鹿为马”，百官皆喊“绝对是马”，“千人争喏喏，竟无一人敢愕愕”。这样的政治生态，不酿举国大难才怪哩！
　　牛皮不久就被吹炸了，一年的“牛皮运动”带来了三年的大饥荒。1958年，可是个风调雨顺的年景，丰产却没有丰收，为给大炼钢铁让路，庄稼烂在地里没人收。公社大食堂，开张不久便断炊散伙。社员人均口粮几两，只能以树叶、野菜充饥。再来看看上述那个大方粮食“卫星”、钢铁“卫星”、共产“卫星”、备受***青睐的徐水县吧，1958年该县全县粮食总产9214.5万公斤，比1957年的12415.5万公斤，减少3201万公斤；财政收入减少1862.3万元。1960年全县有浮肿病人2447人，死亡329人。1961年灾难达到高峰，全县死亡1642人。中共元老李锐先生撰文说，三年灾害期间，全国有3755万人被活活饿死。根据党史专家金冲《二十世纪中国史纲》披露的情况推算，三年灾害期间饿死人数为3860万人。
　　大跃进带来了深重灾难，却不准说“不”。1959年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历时1个月。原定议题是总结大跃进的教训，纠正“左”倾错误。***容不得批评，将纠“左”转为批右，把讲了实话的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打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随之而来的便是，席卷全国的反右倾运动，即批判讲实话运动。饿死也不能说饿，说饿就是对社会不满，就是反党。1961年我读初中，一位姓汤的高二学生因为在作文里说吃不饱饭，被组织全校斗争，开墙报专栏批判，最后开除学籍。
　　最后说说文革浩劫。我作为文革的亲历者——红卫兵、造反派，太了解文革的罪恶了，罄竹难书！限于篇幅，本文对文革的罪孽具体综述，只着重说一下它对社会诚信的破坏。在文革“红色恐怖”年代，红卫兵、造反派的行为准则是：“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谣言重复百遍就是真理”。只要是革命造反需要，都可无中生有，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不择手段，随时随地将对立面诬陷为现行反革命或历史反革命，即便是对自己的生身父母、同胞兄妹、至亲好友，都可翻脸不认，栽赃陷害。我的一位老师，就是被“对立面”的一个女孩子、自己的学生诬陷为强奸犯的。她设套约老师来家有事，老师刚踏进门坎，她就撕烂衬衣，大喊大叫，让埋伏的“战友”扑上来抓个现行。不能全怪这个女孩子歹毒，是文革吞噬了她诚实做人的底线。作为人，一旦无信，什么坏事丑事恶事，都可以恬不知耻地去做！底层如此，国家最高层更是这样。国家主席刘少奇，可以毫无根据地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并被折磨致死。邓小平等一大批出生入死的开国元勋，不都曾被凭空编造的“材料”蒙受冤屈的吗？
　　一次次的政治运动，都是反诚实守信的，都是激励背信弃义的，其最终结局就是，整个社会，诚信光光，虚假烨烨，人心悚悚。诚实守信，成了迂腐和傻瓜的代名词，为人不屑和歧视。然而，无论通过什么样的弄虚作假、卑鄙无耻的手段，只要成了大官大款大腕，都会受到人们的艳羡追捧逢迎甚至主流认可。看看当今社会，靠权钱交易、政绩造假，爬上显赫官阶的知多少？靠欺骗诡诈、行贿收买，假冒伪劣产品成为“优质”“名牌”的知多少？靠抄袭剽窃、枪手代劳，赚取学历、学位、职称和奖项的知多少？如果你不怕审丑疲劳，就请上网一搜。
　　社会无信，承诺也就行同放屁。承诺者，即答应照办。中国自古就有“一诺千金”、“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之说，对于一个有德性的人，承诺胜过千钧。然而在当下的官场，承诺却被异化为忽悠。近年来，政府拖欠征地补偿款，市政建设拖欠工程款（新华社报道过，2004年全国政府投资项目拖欠工程款及农民工工资多达900亿。有的地方党委办公大楼使用10年了，几十万元工程款仍赖着不还），党政干部“白条”吃垮饭店等等无信的丑闻，媒体时有曝光。在人们的心目中，一些地方党委政府就是“老赖”，“宁信蛤蟆三条嘴，不信当官风箱嘴”。党政官员的无信，对于社会诚信的破坏，具有无与伦比的负面导向作用，整个社会陷入无信状态，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拨乱反正，力求恢复社会诚信，譬如大力宣传“以诚实守信为荣”，但收效甚微。要知道，宣传力度再大，口号再响，也抵不上党政官员撒谎、食言的破坏性和反作用力大。党政官员一次说话不算数，足以抵消他一千次的“以诚实守信为荣”的吆喝，只能给人以“两面人”的狰狞印象。
　　有人说，中国社会无信已经成“癌”，并且全面扩散，康复无望，只能任其下去。其实，也无须如此悲观绝望。只要主政者想真心根治，能“壮士断腕”，痛下“猛药”，持之以恒，中国社会的诚信还是能够逐步恢复的。当然，这不是发几个红头文件，提几句响亮的口号可以奏效的，而要动真格的，首先整饬好官场，以好的官风来影响和带动民风社风。要把说不说假话、做不做假事作为吏治的“高压线”，官德的底线。在曾经的年月里，社会倡导“政治挂帅”，“只要方向对头，不怕政策过头”，“只要结果正确，不管程序（手段）龌龊”。对于这一套，必须来个彻底颠覆！不管你的政治觉悟多么可靠，不管你的才华多么超群，不管你的能力多么拔萃，不管你的政绩多么显赫，只要你不诚实说假话，那就决不提拔重用，已经获取了官位的，也要罢免，并且不管官阶高低，一视同仁。倘真如此，看哪个还敢不诚实守信？
　　在不少民主法治国家就是这么个理念。譬如，芬兰第一位女总理耶滕迈基，2003年6月18日上台，仅63天就被迫辞职。其原因是，她在竞选总理时，撒谎说竞选对手“支持美国对伊动武，违背了芬兰奉行的中立原则”，并以此击败了对手。谎言被揭露后，舆论大哗，她难以维持，不得不主动辞职。撒谎无异于天下之大不韪！再如，美国第37任总统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撒谎的丑行暴露后，激起全民口诛笔伐，信任大厦迅速垮塌，竞选连任获胜未满9个月，就宣布辞职。撒谎不是犯罪胜似犯罪！还有当政期间惹上了“莱温斯风流韵事”的前美国总统克林顿。他在被调查时撒了谎，遭到全国声讨，宝座一度岌岌可危，后来他“实话实说”了，国民反而谅解宽容了他。可见，在美国人民的眼里，撒谎远比“作风问题”恶劣，前者不可恕，后者却可饶。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如果我们也能像人家那样对撒谎、不诚信的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不予丝毫的姑息迁就，就也能“炼”出一个诚信的社会来。只是，社会由诚信“炼”成无信，是一个“酣畅淋漓”“潇洒惬意”的过程，而由无信“炼”成诚信，则是一个“脱胎换骨”“涅槃重生”的过程。但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能够勇于面对和承受这个炼狱的考验，并获得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