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多年前，鲁迅先生与世长辞，举国悲痛，万民哀悼。在万国殡仪馆，鲁迅的灵柩上盖着一面猩红锦旗，赫然映现“民族魂”三个大字。这是对先生宏博思想和完美人格的高度概括，它既包含了人们无限崇敬鲁迅的深切感情，又寄托了人们呼唤民族意识之觉醒者的强烈愿望。从此，“民族魂”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勇敢地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去冲破黑暗，迎接光明。

然而，物换星移，时过境迁。当今社会，物欲横流，追求功名利禄、贪图安逸享乐成为相当一部分人的人生目标，于是便有人感叹：鲁迅过时了，再扛鲁迅大旗已经毫无意义。他们认为，鲁迅多疑猜忌，属典型的好斗分子，不屑与之为伍；倒是梁实秋、周作人之类的淡泊闲适更合时代口味。更有甚者，凭着所谓鲁迅一贯的“无情斗争”以及被歪曲了的生活琐事，妄加推断：鲁迅存在严重的人格缺陷，“民族魂”受之有愧。呜呼！这是对鲁迅先生的玷污，更是对民族精神的蔑视。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创造了灿烂的人类文明，在长期的社会生产斗争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独有的民族精神，其核心就是勤劳、善良、勇敢，扬善弃恶便是这种精神的具体表现。而这一民族精神的要义又恰恰在鲁迅身上得到集中体现。纵观鲁迅的光辉一生，应该这样来理解“民族魂”，即爱憎分明、疾恶如仇、顽强战斗、勇猛直前。在中国社会，善恶观念深入人心。古圣贤言：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激浊扬清，疾恶好善；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云云。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就善避恶的道理可谓妇孺尽知。然而，尽管善恶之心人皆有之，但是在现实中人们总是很难将它清清楚楚地分辨。或缺少起码的常识，或深陷于不能拔的泥潭，或“被物欲所蔽”。即使看出名堂，又往往由于一己之利害的缘故而改变原来的态度。而鲁迅先生在爱憎问题上却毫不含糊，这位“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似乎有洞穿整个社会人生的意志，将一个黑与白的世界看得分明彻底，“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便是他自身形象的真实写照。鲁迅一方面满腔热血，它深深忧虑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立下“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怀着对亲友的挚情、对同志的关怀、对劳动人民的热爱，“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另一方面又满腔怒火，它极端仇视那“没有年代”“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的历史和疯狂扑灭“火种”的邪恶势力，极端痛恨“脸上有着血污”的“中外的杀人者”、“有恶意的闲人”“流言家”以及那根深蒂固的民族劣根，并且奋然举起“匕首投枪”，决意“亲手打其落水”又“从而痛打之”。在“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间，其态度何等之鲜明。凡知道鲁迅者，恐怕没有谁不承认“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鲁迅自始至终奔驰沙场，同满嘴“仁义道德”的“遗老遗少”战，同“卖友”“吮血”的“豺狼”战，同大谈“阴险的论调”的“学者文人”战……正如他所言“我是要战斗，倒死才完了。在未死之前，且不管将来，先非扑死你不可”，表现出何等壮烈的战斗情怀。鲁迅“不惮于前驱”，冲锋陷阵，“惯于长夜过春时”，反动当局“通缉”，反动文人“围剿”，在“确无写处的”“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的旧中国，仍然“怒向刀丛觅小诗”，坚持“深沉的韧性的战斗”。无论处境如何之险恶，鲁迅的立场始终是那么坚定，他反复强调“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这又是何等的大无畏气概。所以说，鲁迅就是那种“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真的猛士”，亦即“中国的脊梁”，当之无愧的“民族魂”。

鲁迅，中国新文化“最伟大最英勇的旗手”，诅咒旧制度，讴歌新制度，其影响是巨大的、持久的。在当前改革开放这一新形势下，重新认识理解“民族魂”，尤为必要和迫切。因此必须严肃对待，认真分析，真正把握其实质，切实发挥其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将民族精神发扬光大，把革命事业不断向前推进。“民族魂”不死，鲁迅先生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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