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点关于信访的事
作者:唤醒支队
最近听到很多关于基层官员胡作非为和老百姓上访的事情。听一个朋友说买了块地花了两万,送礼送了七万。每年政府要给她家公司拨款几百万,然后和拨款官员再把钱分了。
楼下一个正直热心的老大爷听说因明知道大队干部***大量赃款却状告无门而气的生了场大病。
对门大娘听说我经常上网,拿来两份他亲戚的冤案的讲述,让我发到网上,还不敢署真实姓名。
当地信访局解决不了信访问题,找到心理咨询师协会,有两个咨询师(还是比较强势形象的)去冒充信访人员给老信访户做工作,据他们说,出现了奇效。多年的上访户停止上访了,信访局就拨款给心理咨询师,建立专门的工作室,而且马上上报工作成绩,然后在全国宣传,很多地区的信访干部前来学习、参观。我问那两位咨询师用的什么妙招?她们笑着说,就是一个好态度,你知道信访局的,一见上访的来,就说,这老不死的又来了。第二就是跟她们分析利弊,说你们这大半辈子精力都放到上访上了,也出不来结果,太不值了,咱学者放弃吧。这样哄哄就停止了十几年的上访。
于是我开始关心网上有关上访的事情。这才知道一点如今的上访现状。在北京南站北广场对面,一处叫东庄的地儿。东庄的北边是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来访接待室,一公里外,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信访局,因此东庄就演化成了全国各地进京上访群众的“集散地”,更多的人将这里称为“上访村”。
有个叫王同增的,是上访村里少有的并非因为命案而进京上访的人。尽管如此,在他三年的上访生涯中,他曾被数次地关押、遣送。也许是因为在上访村里的人大多都有他这样的经历,所以王同增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
实际上,近年来,针对王同增们的截访的确越来越“市场化”和“专业化”了。
自从媒体大胆报道了关押上访者的收容所里出的人命事件后,2004年中央要求地方政府尽可能地将上访人接回当地。但由于上访群体庞大,地方政府对这一开支有限,便开始雇佣相关人员进行护送,因此负责押送上访人的产业便开始成形。
但由于驻京办对信访人的接济能力也有限,因此也促进了截堵、押送、关押信访人行业的发展。以致到最后,几乎每个驻京办都有了自己的“黑监狱”,而“黑监狱”的发展,也逐渐成了一种趋势。
而另外一方面的问题是,基于地方政府的政绩考量,地方政府与相关部门消除上访记录也是暗中的利益链条。
有一条来自河北基层乡镇领导人的短信显示:“我们信访维稳压力非常大,只要有进京赴省上访的就免职,您说好不容易争取到一官半职,容易吗?我现在年纪还不大,但从奥运安保以来,血压就高了,非常上火。信访是目前的大气候,尤其是个别闹访户,越是敏感期越是闹。”
对此,学者称,通常取消一条上访记录的费用是2000-3000元,“我记得2006年左右,河南省一个县城将当年146条上访记录全部买断,这笔费用达到了十万元。”学者表示,这是有关部门以政绩为要挟,对上访者所在的地方政府变相敲诈。“要知道,最终出钱的,是最基层的政府部门。”学者说。
财政部近年也有数据显示,用于我国内部保安的预算也呈上升态势,这意味着在上访人与信访部门的纠葛中,巨额的财政支出还在扩大。但这并没有令大多数的上访人获得满意的结果。
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原本打算上访的人也放弃了上访的计划。但是已经走上这条路的人却难以回头。于是时代周报记者问王同增,为什么在没有任何成功率的鼓励下,自己还要坚持上访。
王同增无奈地说:“可是每次觉得没有啥希望的时候,就看到电视里国家领导人说要健全司法制度,要大力惩办玩忽职守的官员。我觉得希望又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