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河南小伙子孙中界，到上海打工，在一家建筑公司开一辆面包车，负责接送工人上下班。一次在去接工人的路上，一个背挎包的20岁左右年轻人拦住他的车，要求搭车，说“帮帮忙，我穿得少，冻了一个小时了，实在没有车。”孙中界出于同情，便让年轻人上了车。两人在聊天中，年轻人提出钱的问题，孙中界未答。刚走了一分钟左右，年轻人叫停车，并掏出10元钱扔在了驾驶台上，然后下了车。下车前的一瞬，他是“右手掏钱，左手拔车钥匙，左脚踩刹车板”，三个动作同时完成，像演杂技一样熟练。孙中界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右面就开来一辆金杯车，跳下五六个人，将孙中界反扭胳膊揪下车。孙中界以为遇了贼，拿出手机想报警，被一把抢去。金杯车把孙拉到一个无人的小巷内，又“押”上一辆依维柯。车上还有和他一样被“押”上来的几个人。车上有佩带警察标志的人强迫孙在一式三份被捂着内容的文件上签了字。离开依维柯的时候，孙才知道他刚才签的是“非法营运黑车”认罪书。后来，孙在为自己辩解无效的情况下，愤怒地砍下了自己的小拇指，以示清白。（《北方时报》2009年11月3日）

不用费脑筋就可以知道这是一出栽赃陷害的闹剧，人称“钓鱼”执法。交警部门为了抓几个“非法营运黑车”，颇费了一番周折，其做法与强盗并无二致，比起在街上抢夺商贩货物的“执法”行为更为恶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无非有两个目的：一是找倒霉的罚几个钱，二是完成“抓黑”任务。

这似乎已经是执法部门通行的一招了。笔者曾经听熟悉内情的朋友说起过这样的事：某县因差一部分数字没有完成财政收入，县长就把交警队长找来，让他想想办法，把这部分数字补上。交警队便在公路上设卡，凡是过往车辆，几乎都要交一笔“买路钱”。有司机不明白，问为什么罚我？交警说你超速了。司机说，这是高速公路，我跑120迈并不违章。交警说现在这段路时速不得超过60公里。没办法，全国各地南来北往的车辆就都不得不为这个县完成财政收入做一点贡献。

这与占山为王，拦路抢劫的强盗有什么不同？

一个边远小城，因为受金融危机影响，上半年的税收任务没有“过半”，经过分析，年初的计划肯定完不成了，就想把指标降一降。上级领导不同意，要求他们必须完成。市里没有办法，只好把任务下派给各位市级领导，比如市长完成5000万，副市长完成3000万，等等。领导怎么能实现这些税收呢？就是想办法让在别的地方缴税的企业通过某种方式把税收的数字写在本市的账上。这样，一些不在本地经营的企业，也成了本市的纳税人。

这里面是怎么操作的，我不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数字都是虚的，仅仅为了向上面汇报时用。

计划经济已经完成向商品经济的转变，挣钱成了所有工作的唯一目标。在一些行业里，尤其是政府职能部门，不能像公司企业那样挣钱，便回过头来借用曾经用过的法宝——“计划任务”，来增加收入。类似的“计划任务”还有很多，升学率、就业率、合格率、满意率，等等。需要“硬指标”的，就不顾对环境、制度、规律的影响和破坏，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千方百计地拼争；属于“软数字”的，就想方设法弄虚作假，堆积泡沫。还有一些本应该自愿的，也都用“计划任务”来要求，像捐助、报刊订阅、购买债券等等，一旦有了这样的计划，就必须完成，而用什么样的方式和手段来完成，决策部门就不管了。总之是，“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计划任务”是为谁服务的，我说不明白，但是受害的我却知道，就是像孙中界这样的普通百姓。还有就是我们的国家、事业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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