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专家李家洋：
博士，植物分子遗传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82年初获安徽农学院学士学位，1984年获中科院遗传研究所硕士学位，1991年获美国布兰代斯大学博士学位，同年进入美国康乃尔大学汤普逊植物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1994年回中科院遗传研究所工作历任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所长助理、所长，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所长。200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2011年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现任中科院副院长、党组成员，兼任中国遗传学会理事长等。
2004年全球华人生物科学家大会生命科学成就奖，“长江学者成就奖”二等奖，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第三世界科学院（TWAS）金讲演奖。

外国专家汉斯·海伦（Hans Herren）：
为增强撒哈拉以南非洲食物安全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他自2005年起担任千年组织总裁，致力于为全世界范围的可持续发展，开发创造性的综合方案。他于2007年1月聘任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科学委员会成员。
曾担任肯尼亚内罗毕国际昆虫生理生态中心(ICIPE)主任，开展了许多以促进人类、动物、植物和环境健康为目标的昆虫学研究项目。此前，他还担任过国际热带农业研究所(IITA)非洲生物控制中心(总部设在贝宁)主任。在IITA工作期间，他设计和执行了一个木薯害虫生物控制项目，获得巨大成功，避免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一次重大粮食危机。
国际农业科技发展评估 (IAASTD)委员会副主席、BioVision（一家旨在消除全球范围内贫困现象和保护自然资源的瑞士基金会）主席，以及国际植物保护科学协会(IAPPS)会长。国际农业知识与科技促进发展评估(IAASTD)是由联合国环境发展署、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等多方共同出资建立的政府间农业问题评估机构。
获得过1995年世界粮食奖。1995年度克尔比奖和2002年度布兰登伯格奖。


李家洋言论来源于《21世纪》报采访。
汉斯·海伦（Hans Herren）言论来源于在北京“食品与农业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上《第一财经日报》的专访。

1、转基因是否能增产？

《21世纪》记者问：某权威智囊机构做过一个调研报告，该报告称转基因技术对粮食增产并无明显作用。你怎么看转基因技术对提高粮食产量的作用？

李家洋：我认为这个报告至少不全面，不是很正确。产量要从两部分看，一部分是作物本身的生长发育，另一部分是抵抗各种逆境，比如病虫害寒盐碱等等之后的增产。我认为后一部分是产量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保证产量稳定。能够在病虫害和旱涝等逆境中保持一定的产量，这就是稳产，这就能保障高产。

《21世纪》：也就是说排除病虫害等外部因素，转基因技术就物种本身而言并无增加单产的功能？

李家洋：不，也是很大。我可以负责任的说，转基因技术提高粮食单产，这是完全可以的。

汉斯·海伦（Hans Herren）回答《第一财经日报》： 我要强调一点：转基因作物并不会带来更高的产量。大豆的产量甚至会减少，因为植物产出了其他东西，比如抗除草剂功能会导致产生抗虫的二口恶英。由于削弱了杂草和病虫的侵害，常规情况下的减产可能得到缓解，但这只是初期的情况。几年之后，这种红利就消失了，因为害虫有了抗体，需要更多地喷洒农药。上周，印度出现了棉铃虫对转基因抗虫棉产生抗性的案例。这是在田间发生的第一件此类案例。我们以前就预测到会有这样的事。
我在非洲居住过27年，大量研究的试验结果证明，通过完全有机的方法，最多可能在三年内将土地的单产增加10倍，平均增产也达到2~3倍。这远远超过了人们的食物所需。
中国政府支持转基因作物推广，是因为他们对中国的粮食安全感到忧虑，相信转基因可以增加产量。但我认为，如果人们认真地看一下数据和其他选择，就会发现，增产只是短期的，长期来看效果将会消失。中国应该采取更加环保、更具有可持续性的措施，因为中国同其他国家一样，由于化肥的影响，不久即将面对土壤问题。

2、转基因是否有负作用？

《21世纪》问：你怎么看待转基因技术导致的一些负面作用，比方说基因污染、超级杂草等？

李家洋回答：这都是目前人们的想象与担心，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例真正的事例报道出来。我只能这么说，人类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但是并不是所有担心都会变为现实。现在有人担心，转基因水稻是不是跟杂草结合之后更没法控制，这个问题可能有，但可能性很小。

《21世纪》问：但总不能拿十几亿人的生命健康去押这个宝吧？

李家洋回答：人类的科技进步与研究总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拿转基因水稻来说，对生态环境、杂草化、食品安全所做的研究很充分，我们现在害怕的不是转基因本身，而是转基因过程当中，管理是不是真正能够落实到位、规范化，相关管理条例能否真正执行等等，只要能做到这些，我觉得是不需要担心的。

第一财经日报问：人们对一些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观察，已经进行了十几年，尚未发现问题。你认为，这是否能证明转基因作物是安全的？

Herren：年头长当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问题本身。如果观察长期的生态影响，或许观察期应该超过25年，看看土壤发生了什么变化。因为粮食不仅与其自身相关，也与其生长环境相关。例如，当我们使用抗除草剂（作物）时，也应该考虑除草剂的影响，需要做长期的观察，因为除草剂可能流入土壤，通过新陈代谢影响水体、人类和动物。我们知道，许多除草剂对新陈代谢的作用与荷尔蒙类似。最近科学研究已经显示，荷尔蒙的变化能使雄性青蛙变成雌性。这是我们制造出来的问题，需要很长的时间去研究，目前进展极其有限。
我们应当了解在生态方面的影响，比如基因漂移，花粉漂移到邻近的相关作物上，会有什么结果。所以，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但是，（转基因技术）产业化已在大力推进，获得大量利润。人们认为（转基因技术）没有问题，可以使用。不是这样的，想想过去的杀虫剂问题，人们当时说杀虫剂是健康的、安全的，但20年后，我们才发现，杀虫剂有多种副作用，对人体也有害，也许还有一些我们尚未发现的长期影响。我认为，包括转基因在内的各种技术都应该得到适当的考量，而不必着急。

3、转基因棉花不抗虫问题

《21世纪》：转基因棉花在中国种植相当普遍，但也有学者反映棉农因为种植这些棉花导致身体不适，而这些的棉花虽然能抗棉铃虫，但对盲椿象等新的病虫害无法抵御，导致棉花减产，你怎么看？

李家洋：我从来没听说转基因棉花对棉农本身有伤害。科学发展是不断前进的过程，你不可能指望一个抗棉铃虫的棉花品种能解决其他所有的问题。棉铃虫解决了，那些以前不受重视的次要害虫就可能变成新的主要害虫，再去解决它，科学就是这样发展的。

Herren：转基因棉花所抵抗的只是棉铃虫，而其他的害虫增加了，结果是要喷洒更多的杀虫剂。看一看中国的数据，就会发现，杀虫剂的使用量并没有减少。我们正在走向错误的方向。转基因并不是系统性解决问题的办法，要系统性解决问题，就要减少农业上的资本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