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弱智少女，遭到不法强奸，已经是一大伤害，现在，因为检察机关以“证据不足”释放了嫌犯，在家人看来，只有让女儿生下孩子才是指证犯罪的唯一依据。如此痛心的选择，不能简单地批评弱智女孩和家人愚昧无知，毕竟，以他们的理解，并没有再好的办法搜集到其它证据。

生下孩子，“证据”虽然足够，却是对受害人的二次伤害——受害者从一个弱智少女变成了未婚妈妈、单亲妈妈和未成年妈妈。尽管法律会为还她一个公道，但是，却要搭上自己一生的幸福。生下的孩子没有父亲，自身又没有抚养能力，将会成为一大累赘，每每看到孩子，还会唤起那段屈辱的回忆。更为重要的是，“产婴证奸”本身对孩子就是不公平的，他（她）的到来，只是为了给一起人间孽债起到一个证明作用，当孩子明白自己身世和尴尬身份之后，会不会对社会产生仇视情绪，或者对生理学上“父亲”寻仇报复？

在法治建设日趋成熟的今天，“产婴证奸”不上一次地进入我们眼帘，其中不但折射出受害女孩身心之痛，也凸显了法律之痛，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更应当引人反思——为什么司法机关不能把侦破工作做得更仔细些，使犯罪证据得到固定；为什么宣传和援助不能及时到位，让受害者及其家人知道除了生下孩子，还有其它维权途径，比如做人流以后取出胚胎或者羊水穿刺也能做DNA鉴定，从而让受害更为放心；为什么不能对此类犯罪加大打击力度，使明显处于弱势的女子免受二次侮辱和伤害……如果通过司法机关的努力，不借助受害人“产婴”这一特殊途径，也可以“证奸”，让犯罪分子得到应有的惩处,相信“产婴证奸”这类新闻也会胎死腹中，逐渐淡出我们的视野。 （叶传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