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整倒一个企业、搞垮一个社会、消灭一个国家，最简单的的办法就是改变其分配机制，让其在财富的分配上奖懒罚勤，使无人再安心创造财富。

　　近来的桥梁垮塌、高铁故障、动车相撞等系列事故表面上都可归咎于一些偶然性因素，但实际上却是中国不合理分配机制的必然结果。

　　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最大区别不在于有几个党，或有没有皇帝，而在于分配体制。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是，财富来源于劳动、来源于创新；一个正常的社会为了每一个人都能得到更大福利，必定奖励为社会财富创造做出贡献的人，贡献越大奖励越高。比如高铁与动车的修建，投资巨大，想得到订单的人不计其数。在一个分配合理的社会，决定谁能获得订单的标准是谁能做得更好，具体就是既要花费合理，更是质量可靠。在这样的分配导向下，创新将成为唯一的方向；当无数的单位与个人为使中国的高铁更安全可靠、花费合理而展开竞争时，一切质量问题都能最大程度地被揭开，中国的高速列车也将变得更安全可靠。但是在中国，一切都不是这样运作，要想获得铁路订单，跟相关领导的关系更重要。当关系比技术更关键时，对相关单位来说拓展关系就远比发展技术来得重要，而这也必定会以牺牲质量与安全为代价。

　　这样的模式贯穿于中国社会中每一个由政府主导的项目。还是拿铁路来说，自上到下有无数个部门，每一个部门在人员招聘任用及提拔、项目的招投标上都不可避免地渗入关系因素，而这些都会不同程度地降低高铁与动车的质量或使费用增加。每一次关系的渗入可能都只是对质量造成极小的影响，但无数个小的损害汇聚在一起就会形成大的损害，铁路事故就将不可避免。

　　类似的故事举不胜举：在重大项目论证上，与相关部门意见一致的就提拔重用，提反对意见的就降级使用；在高校，认真搞科研的远远比不上跟领导搞好关系的，中国的高校越来越失去创新能力；在科研经费的申报上，有技术的比不上有关系的，中国每年的巨额科研经费基本上成了少数既得利益者的小金库。

　　更大的危机来自于地方政府。手握巨额资源却又不受地方民众制约的各地方官员成了众多投机者的最佳寻租对象，他们也从中获得巨额利益。由于中国绝大部分财富掌握在各级政府手中，这种依靠关系而不是贡献的分配体制对社会祸害极大。一方面权力寻租者通过不正当手段窃巨额社会财富，造成严重两极分化；另一方面努力工作者得不到合理的收入，社会发展的基础受到损害。

　　这样的社会体制也叫“官本位”，它在鼓励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向“官”靠拢：要么当官，要么通过当官的发财。在这样的机制激励下，科学家不是埋头搞研究、官员不是专心为民众、法官不公平审案子、医生不认真治病人、教师难全心教书育人……

　　这样的体制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自秦始皇统一六国以来中国两千多年一直走这样的路子。

　　“官本位”的结果是社会资源向权力靠拢，掌握权力相当于掌握了财富的分配权。在这样的分配机制激励下，人人都往科举路上挤，无数有天赋的人才将时间和精力用于应付如何能做官。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更愿意做官而不是去创新和创造财富。

　　反观秦始皇统一中国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了在与别国竞争中胜出纷纷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各项制度在激励人们不断创新，中国古代科技与文化发展也在这一时期达到一个顶峰。此后的两千年间，虽然经济更加发达，但中国除了出现一些着名的文人墨客及政治人物，很少出现科技与理论巨匠。教育、哲学、医学、军事等都以春秋战国时的理论与技术为参照，孔子、庄子、老子、孙子、鲁班等成为难以逾越的高峰。在中国的精英日夜思考着如何中状元当高官时，欧洲的精英却在脚踏实地地搞科学研究。当1840年英国人携工业革命造就的坚船利炮出现在南中国海时，中国人还在不断温习春秋战国时期的技术与理论。

　　不合理的财富分配机制损害了社会公正、阻碍了社会发展、激化了社会矛盾，已成为当今中国最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综观古今， “官本位”已祸害了中国两千多年，难道我们还要让它一直祸害下去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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