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访青年到杀人犯作者
谭翊飞 在 26 八月 2010, 10:28 下午
对于这五个家庭来说，没有一个赢家。他们的亲人们都在默默承受着失去亲人，可能失去亲人或亲人伤残的痛苦。2009年10月14日下午4点23分，何胜凯带了两把刀，闯进了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他的目标是法院院长和法官，此前他两次来踩点，打听院长办公室的位置。
两年前，他在日记中写道：“誓将满腔悲愤，化作三尺刀锋。”那时，他还在监狱服刑。
何胜凯后来对警方的供述中交待了他要进法院杀人的原因，“他们把我害惨了。”
他的全部行凶过程进入了法院的监控录像：一个神情紧张的年轻人，沿着法院大门前的台阶往上走，右手上搭着一件睡衣，头戴黑色帽子。
不到一分钟时间内，他刺杀了三名物业管理人员（包括保安）和一名法警。其中三人重伤，法警不治身亡。
其中一位身穿工作服的女物管，被何胜凯误以为是法官，遭到追杀，身中5刀。在警方的笔录中何胜凯交代了这一细节。
此案开庭前，何胜凯的辩护律师，北京市雄志律师事务所律师熊烈锁和解瑞松会见了何，何后悔自己杀害了那么多无辜人员，“但事已至此，也没有办法了”。
在律师离开前，他反复强调，自己去杀法官的行为，“于私，是为了出气；于公，是为国家除害”。
2010年7月21日，此案在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何胜凯一审被判处死刑。
何胜凯被抓当日，警方从他家中发现不少他的日记、申诉书及摘抄的名人名言等记录。
这些文字成了他与内心对话的载体，苦闷与压抑、理想与现实，他在内心的激烈冲突中走向暴力犯罪之路。
凶案前发生了什么？凶案发生前一个礼拜，何胜凯的母亲和姐姐专门去了20公里外的一个村里，花8千元找了一个叫“曹神仙”的法师做法，“驱除何胜凯身上的邪气”。这是她们第二次去找这个“曹神仙”。
因为何胜凯一两个月以来“像撞了鬼一样”，不吃家里的饭菜，不喝家里的水，也不吃饭馆里的饭菜，只吃商店里包装的东西。去年10月18日，何胜凯被抓当天，记者在他家中看到何胜凯还没吃完的半箱方便面。
开庭前，何胜凯的辩护律师熊烈锁和解瑞松会见了何，何坚称杀人之前那段时间有人要陷害他。他对律师说，他在外面吃一碗米粉，结果生病了，为此他还专门去阳光医院检查，觉得有人对他下了毒。
精神病专家刘锡伟对本报记者分析说，像何胜凯这种情况应当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何胜凯的辩护律师提交的鉴定申请、家属提交的相关情况反映均没有被法院采纳。
据何胜凯的家人讲，何的精神变化大约在去年八九月份，源于两件事。一是上访，二是与女朋友分手。
何胜凯自2008年3月25日出狱以来，因为对前案的判决不服，一直在上访。
大约去年8月份左右，他从遵义市中院上访回来后，就开始变得疑神疑鬼。他对姐姐何胜先说，“今天上访的人很多，原来这个世界不是我一个有冤，比我冤大的还更多。”那次，他在法院高声大谈反***，许多访民附和他。他的姐姐对他说，“你上访就上访，不要有事无事说国家***，什么时代都是这样子的。”
他却不认这个理，“那边上班的人用眼睛瞪着我看，有的人偷偷看我，我看他，他又不看我了。”从此以后，每次上访回来，他都觉得有人跟踪他，他姐姐开导说，“你是重要人物吗？你有钱吗？你对别人够不成威胁，人家怎么会跟踪你呢？”
大约在同一个时间段，他与女朋友分手了。“有人收买和胁迫我女朋友，让她和我分手。”在对警方的供述中，他这样说。可他女朋友否认了这一说法。
此后，何胜凯的精神幻觉更甚，有一次大晴天，他对他姐姐说，“你看，外面乌云密布。”姐姐说，“你神经哦。”
何胜凯的姐姐还记得弟弟刚出狱那天的事情。她觉得，何胜凯的精神幻觉也许与监狱生活有关。
2008年3月25日，何胜凯的三姐在看守所门口等了一整天，终于在傍晚等到了何胜凯，带他去洗了个澡，买了一身新衣服后，回了家。可是，何胜凯要住在外面，他认为家里一定有监控器，他把家里从客厅到每一个房间都翻了个遍，没有发现监控器才在家里住下。
行凶前半个月，正值国庆六十周年，电视里反复播放十月一日天安门广场的阅兵式镜头，他在家里看了2天电视。他姐姐说，平时他很少看电视。
看完阅兵式后，他觉得“共和国形势一片大好”，但是也“存在严重的阴暗面，无数的苍生在哭泣”。10月3日，他给国家领导人写的一封信中，这两句话出现在信中。
这封信还不乏对社会丑恶现象的尖锐批判，“娱乐城里挤满了一批又一批供他们玩乐的女子，养就了一大批败类、寄生虫，严重侵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他觉得他要做些什么，在一篇没有注明日期的日记中写道：“为天下苍生请难，引刀为一快，不负少年头。”
何胜凯的人生路何胜凯只有9岁的时候，父母离婚。原因是，父亲是个酒鬼和赌徒，一年到头只知道喝酒和赌博，回家后发酒疯，扁担和火钳都成了父亲施暴的工具。
何胜凯和二姐何胜先跟随爸爸生活。何胜先说，从小何胜凯就言语少，喜欢读书。有了委屈，“经常一个人半夜里包着被子痛哭”。
对小时候的一件事，他记得很深，多次向姐姐、姐夫讲过。有一次，语文老师让他上讲台朗读他写的作文，因为衣服破烂，他还没有走上讲台就被叫回座位。
“生来命就苦。”何胜凯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在2006年9月23日的日记中，他自问，“我怎又如此懦弱，内心脆弱？童年迹痕？现在我就要改变造就自己。”
他很喜欢摘录人性修炼的名言警句，如“成功没有偶然”、“人生不怕遇事，就怕你不会去处理”、“永不言败”等等。即使对待监狱里严管生活，他仍然觉得“有好的一面，”“可以锻炼人的意志和身体”。
初中毕业后，何胜凯像普通的农村青年一样，开始找工作，当过餐厅服务员、学过厨师、推销过圆珠笔。因为离遵义市不远，他们不用长途跋涉去沿海地区打工，做些小生意，总能糊口。
何胜凯2008年3月份出狱后（此指前案，因故意伤害罪被判2年半），一度陷入迷茫，他考了驾照，去应聘过小货车司机，家电商场的送货员，都没有成功。他问他姐姐：我到底能干些什么？他姐姐安慰他说，“你的驾照是新卡的，肯定不好找工作。”
在一份自述中，他写道：“生来命就苦，不能怪政府；时运有点背，不能怪社会。”
但去年3月份，他还是找到了一个稳定的生活来源——开了一个文具店，生意还算不错，一个月的收入有两三千块。而且，他还谈了一个女朋友，幸福似乎重新在向他招手。
在店里闲来无事时，他还经常《参考消息》和《环球时报》，为此他需要纸要坐十多分钟公交进城买报纸。
在自述中，何胜凯有时觉得他自己“身无长物，唯有笔似刀；身无分文，心忧天下”。有时，他又认为自己是一个精英。有一天，他发现自己穿的棉衣太脏了，“我是国家的精英、社会的精英，哪怕是衬衣上有一点污垢，都是很不好的。”
何胜凯曾反复思索人生的意义，“我深深地迷惑，生命的意义在那里？” 他自问，“何以未成为国家栋梁，却来到这里（指监狱）学习反省，成为了人民的罪人呢？”
中国政法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马皑分析说，何胜凯存在三重心理上的冲突，第一层冲突是‘自我正义感’与司法正义的冲突；第二层冲突是过高的自我预期和现实生活中属于弱势群体的冲突；第三层是对国家的理想预期与恶劣的现实环境的冲突。
面对这三层冲突，“何胜凯的态度不是否认自己，而是否认了他所处的环境”，认为一切不幸都是环境和他人造成的，“他把他认为的一切不幸都归责到外部环境，因而采取了极端行为。”
他为什么上访？何胜凯的命运转折发生在2005年9月25日。
这一天傍晚，何胜凯在陆安霞的店门口遇到了唐坤地。唐坤地是他的邻居，祖籍是四川，和何胜凯的奶奶是本家，两家结拜了表亲，关系本来很好。
1997年，唐坤地修建房子，占了一部分属于何胜凯家的地，当时地并不值钱，唐坤地也没有为此支付费用。
郊区的发展越来越快，外来人口一年比一年多。土地越来越值钱，成为第一稀缺资源。
他们两家都开始把平房改造成楼房，为了房子的采光等问题，两家开始产生矛盾，本来并不算是纠纷的“占地”旧事也被重提。据何胜凯的姐姐讲，2004年八九月间，唐坤地无缘无故把她母亲的脸打肿了，但她母亲既没有报警，也没有要对方赔偿。
9月25日那天，唐坤地和何胜凯在陆安霞的店门口打了起来。这件事在何胜凯的日记和申诉信中多次提到，“我在回家路上遇见唐坤地，问他赔不赔我家土地，他就骂我老子还怕你这龟儿子，让我饱尝老拳，我奋起抵抗自卫。”
厮打过程中，何胜凯用刀将唐坤地刺伤了。闯了祸以后，何胜凯吓得跑到浙江去躲了一个礼拜，他姐姐劝他，“事情都发生了，总要面对。”他回来了，还没到家，就被抓了。因此，何胜凯被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有期徒刑2年半。但到底是谁先动手打人，当时的判决并未查明。
何胜凯杀人案的辩护律师熊烈锁和解瑞松分析说，“唐坤地所受的伤都在身体左侧，那么很可能是其被唐坤地殴打并挤压在地上是拔刀自卫，这也符合何胜凯事后对家人说的情况。”
何胜凯的辩护律师还写了一份前案的再审申请书，申请书中还提到前案的诸多疑点：何胜凯是否是蓄意带刀？伤者唐坤地到底是自己去医院，还是被人送去？关键的目击证人陆安霞在事发后遭到唐坤地殴打有无调查？
这些至今仍没有得到法院方面任何答复。相反，在开庭之前，法院有关人员曾给他们打招呼，让他们在法庭不要提前案。
何胜凯的申诉信中，还提到自己在前案中被刑讯逼供，“长征派出所李昭翔将我吊起来，4个多小时，水米不进。李昭翔写好材料，提着我的手乱盖……”对于这一情况，官方始终没有正面回应。本报记者获悉，李昭翔在半年多前被调离该派出所，但原因不明。
在唐坤地和何胜凯发生纠纷前，唐坤地当上了生产小组的会计，何胜凯认为这也是自己败诉的一个原因，他在日记中说，“资源的不对等、地位的不平等，我知道，我所能动用的资源太悬殊，正义不仅是迟到，而是永远的缺席。”
那次纠纷的另一方当事人唐坤地，在电话中听到是记者后，立即挂断电话。本报记者再次拨打，并问当时是谁先动手打人，他避而不答，而是说，“我只见公安，不见记者。”然后挂断电话。
2010年7月21日，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判决书宣读完毕，法官问何胜凯还有什么要说，何胜凯要求法庭把前案重查，“死也要死得个明白。”何胜先转述说。
去年10月，何胜凯杀人案发后，贵州省政法委的有关人员表示，对何胜凯前案的情况正在调查，而至今没有公布任何调查结果。
何胜凯在一封申诉信的结尾写道：“来到这里，就是相信国家有正义，民族有正气，为民做主是政府的天职，义不容辞。”
为什么悲剧一再上演 因为弟弟在法庭上的“死也要死得明白”的一句话，7月22日，何胜凯的姐姐何胜先来北京了。这是她第一次来北京，日夜兼程，还在重庆机场大厅睡了一晚上。
弟弟被判死刑是她意料之中的事，但当听到法官说出死刑二字时，她还是忍不住咬着嘴唇痛哭，她怕弟弟听到更伤心。
何胜先曾经说，她与弟弟不同，他愿意放弃一些东西。可现在，为了弟弟那句话，她也开始坚忍不拔地上访。这像是一场接力赛，弟弟上访多年走向犯罪。现在，轮到她继续上访，上访的事由却没有任何变化。
在2010年7月9日的庭审现场，被害人钟世鑫的妻子和儿子到了庭审现场。凶杀现场的录像作为证据在法庭播放，钟世鑫的妻子心如刀绞，伤心抽泣。
她的丈夫是遵义市中院的法警，为人和气厚道。遵义市的几名老上访户自发给他送来了花圈，因为这个法警从来不骂他们，大热天还让他们到里面坐，冬天还问他们冷不冷。
凶手何胜凯曾经是一个积极生活的好青年。遇害人钟世鑫是一个和气厚道之人，兢兢业业地工作。他们互不相识，没有任何仇恨。可是，莫名地，他们走到一起，一个人命归黄泉，另一个人等待进一步的审判。
这个凶杀案中，其他几位受害人分别是刘育红、王义碧和璩先武。至今，受伤较重的刘育红和王义碧还没有完全康复，在医院做理疗。刘育红只有27岁，还没有结婚，受伤时来法院上班只有4个月。璩先武伤势较轻，但运动过后，还是能感觉到胸部的伤疤不舒服。
对于这五个家庭来说，没有一个赢家。他们的亲人们都在默默承受着失去亲人，可能失去亲人或亲人伤残的痛苦。
何胜凯案曾被网民称为“贵州杨佳案”，它距杨佳案发生只有1年3个月14天。8个月16天以后，湖南永州零陵区法院再发惨案。
这些几起案件都有类似的特点：凶手的目标都是这个机关的公职人员，但是凶手和死者之间互不相识。
已经处理，或正在处理的案件，也呈现相似的特征：司法机关快刀斩乱麻把这个案件处理掉，至于引起这个案件的主要原因——在前案中可能存在司法不公，从来没有公布有说服力的解释，也没有人因为前案而被追究责任。
法律人士评价说，民众对单个个案的疑惑没有消除。司法机关人员受到莫名的攻击之后，自身保卫意识越来越强，与民众隔膜越来越深。血案没有使我们警醒，反而一步步倒退。
首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