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4月20日，全长近50公里、工程造价逾700亿港元的港珠澳大桥，竟被一位家住香港东涌的66岁老太，通过法律途径挡住建设步伐，计划2016年通车的港珠澳大桥香港段工程或许无法如期完工，并且有可能造成数十亿元的经济损失。一位年逾六旬的老太为何却要关注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情？香港高等法院为何会支持她的诉求？香港民众明明知道大桥工程延期会带来数十亿元的经济损失，又为何对老太的司法诉求予以理解与认同？
　　
港珠澳大桥最早要追溯到1983年，香港商人胡应湘率先提出兴建连接香港与珠海的跨境大桥。1987年，珠海市委市政府开始酝酿开辟珠港跨海通道，并于1992年正式开展可行性研究。2003年7月，国家发改委在原有项目研究报告的基础上再次进行论证，确定兴建港珠澳大桥。2009年10月，在香港、澳门、珠海三地紧密协调合作的基础上，港珠澳大桥可行性研究报告正式被国务院批准。同年12月15日 ，港珠澳大桥内地段正式开建。

然而，当大桥内地段已经开工一年有余，大桥香港段却迟迟无法开工，因为一位香港老太朱绮华认为港珠澳大桥的两份环评报告，没有评估臭氧、二氧化硫及悬浮微粒的影响，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合法的，因而要求推翻有关决定。最终，香港高等法院在认真审核后认为港珠澳大桥环评报告不合格，要求环境署予以撤销环境许可证，导致大桥无法开工。

高等法院之所以支持朱绮华的司法复核，是因为法官认为环保署长批核的环评报告，欠缺关于空气质素的独立评估，未能符合港珠澳大桥研究概要及技术备忘录的要求。有关环评报告只提出兴建两段道路后对空气造成的影响，而对于不兴建两段路的空气情况则没有给出数据，所以缺乏基础作出判断。

一位六旬老太，能够以司法援助的形式“叫停”造价高达700亿元的港珠澳大桥，并且令政府相关部门作出让步，并不是这位老太有什么靠山与背景，而实在是因为香港拥有一套完善的法律体系与成熟的公民社会。

香港老太的所作所为凸显出公民社会的基本公民权利。这一权利主要包括知情权、话语权、公共事务的公开性与开放性、公民的参与意识、法治原则。港珠澳大桥的环评报告，跟朱绮华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也不会对她的个人利益带来直接的损失，但她却依然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请司法复核，这彰显出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中公民的社会责任感与正义感，同时又体现出公民对政府公共事务的知情权与话语。

朱绮华的胜诉反映出公民社会可贵的司法独立精神。在传统专制社会中，独立的个人要想和强大的官僚体制抗争，几乎是不可想象和不可能成功的事情。但一位体弱多病的老太太却敢于与强大的香港政府叫板，并通过法律途径获得程序正义，最终“叫停”港珠澳大桥的开建，依赖的便是香港独立的司法体系。因为在香港这个社会，人们可以依赖法律，政府愿意尊重法律，“全社会都能够在法律的高度上去认识问题，在法律的框架内解决问题”，而不是让法律成为行政权力的附庸与点缀。

港珠澳大桥被“叫停”显示出政府尊重法律、尊重民意、虚心纳谏的谦恭态度。法院判决出来以后，香港政府平静接受这一结果，香港运输及房屋局表示，会研究判词及其影响，再决定如何根据法例的要求，尽快处理有关的程序问题。尽管大桥延期可能给香港政府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也会让香港在粤港澳经济融合中失去某些机会，但香港政府仍以环保与大众健康为念。

香港老太“叫停”港珠澳大桥的事实告诉我们：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民的幸福生活，而不是要牺牲掉公民的合法权益。为了发展牺牲民众的权益，甚至提出“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的荒唐理念，是暴拆之风盛行，死伤事件群体性事件频发的祸根。
　　
长期以来，一部分领导和管理者始终对公民社会持怀疑或否定的态度，认为公民社会对社会主义政权造成危害，动摇国家长治久安的根基。但事实上，公民社会的力量对国家和政府来说是建设性的而非颠覆性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是社会团结和谐的基础，也是民主政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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