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闭学校=开设监狱

8月15日，北京44个部门在各自官网上公布“三公经费”，其中市教委去年“三公”消费1.34亿元居首。自6月中旬起，北京大兴、朝阳、海淀近30所打工子弟学校相继收到关停通知，涉及近3万学生。几天后，本是海淀东升乡打工子弟学校新希望小学原定的开学日，而今，这处800多名孩子的校舍，只余下一地瓦砾。
　　一边是不断增长的高等教育的投入，高达1.34亿的“三公”花费，一边是如此之多打工子弟无处上学，两个新闻放一起对比，形成了鲜明反差。而且据官方解释，北京市教委的“三公”高花费，主要是因公出国（境）费用和公务接待费都有所增长，这些增长是因为市属高等院校的国际学术交流及国际会议，以及各种学术交流和涉及教学、科研、管理的检查评估逐年增加。也就是说，那些增长的花费，并不是真正地投入到教育实务之中，更多的是教育的“务虚”投入，这就更令人感觉到事情的荒诞了。不禁让人疑问，北京的教育相关部门，为何能够如此厚此薄彼？
　　
　　报道里有失去学校的学生父母的照片，他们有的趴在校门口的栏杆向里张望，有的躺在地上叫喊。然而，学校被拆的确又有很正当的理由，按照当地中小学校办学标准规定，校园面积至少要达到15000平方米，校舍总使用面积至少3587平方米等等。这些规定，其实没有任何一所农民工学校可以达到。
　　
　　评价这件事之前，存在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农民工子弟事实上没有其他选择，他们要么上这种简陋甚至可能带来危险的学校，要么就无学可上，流落街头。这种学校纵有千般不是，只要能保障人身安全，即使上不了厕所喝不上热水，也是一块宝地和福地，也可以改变3万多个孩子的命运。
　　
　　基础义务教育才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多投入一分钱，就可以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而且正如雨果所说，“多建一所学校，就少建一座监狱”，马克·吐温也说过，“你每关闭一所学校，就必须开设一座监狱。”两个人所表达的意思，其实已经不用再多加解释了。这不是危言耸听，近年来的各种调查都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率正呈上升趋势，且低龄化趋势明显。北京顺义法院最新公布的调研数据显示，2010年1至10月，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占全部刑案被告人总数的39%，较上一年同期增加60.7%。
　　
　　让不分身份与地域的适龄孩子都能够有学可上，接受完整的基础教育，他们才能更好地融入社会。哪怕不能保证每个学生都学有所成，但起码有可能让更多的人能够成为一个有较高文化程度以及人格健全的公民，而不至于走入歧途。因此，通过这两个新闻，我们呼吁，请让更多的打工子弟学校继续存活，并且还应该给予更多的支持，让每一个打工子弟都能够拥有最起码的上学机会。
　　
　　然而，这么多年来，当地教育部门没有为3万名学生提供足够安全完善的教学环境，这本身就是一种失职；退一步讲，即使不能履职，真为孩子着想，也绝不至于搞突然袭击，让家长和孩子心理上都受到沉重伤害；再退一步讲，如果一定要拆，为何不能先做好安置，再行拆迁？暑假将近两个月，有充分的时间安置学生，为什么不早做计划，以致出现“开学了无学可上”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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