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都在社会中度过，从天真的儿童时期到可以独立地出入社会，可以说人最宝贵的时光是在学校中度过的。学校是专门为社会化目的而设立的学习组织，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机构。一方面通过系统的方式向青少年传授各种知识和技能，另一方面也努力培养正确的思想、价值观，使其成为合格的社会成员。韩愈《师说》中的“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就包含了教育的内容，授业是知识和技能的授予，传道是向学生输入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解惑”则是向学生解答知识上的疑问和对社会、人生等重要问题的困惑。以社会学的立场看，学校和教育都是人的社会化过程，(社会化是指个人学习和掌握社会文化)是将人从社会中隔离出来，通过教育塑造人格。

　　近几年来，教育公平问题成为政府、学术界和老百姓共同关注的社会热点。各界一致认为由于我国教育不公平导致了社会分化加剧，社会分化加剧又进一步扩大了教育的不公平。目前我国不合理的社会分层导致了教育的不公平，教育不公平又进一步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在8月4日南方周末头版刊登《穷孩子没有春天》一文后，28日的人民日报也关注教育问题，刊发了长篇文章《农家子弟，读书还能改变命运吗》。本文将用社会学“社会分层与流动”的视角来分析中国教育，告诉读者：农家子弟为什么为什么没有春天。

　　不平等的社会和不平等的教育。

　　任何社会都没有真正的平等，社会分层就是根据各种不平等现象，把人们划分为若干个社会等级。对“权、利、名”的不同占有和获取机会的多寡，造成了社会不平等现象，使社会人群分为不同的地位等级。决定一个人地位有两种因素，一个是靠家庭背景;一个是靠个人努力。在财富、权力、职业声望都不占优势的8亿多农民阶层而言，通过教育来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是改变处于底层地位身份的唯一渠道，同时也是他们一直以来对教育寄托的最大希望所在。对于农民来说,供孩子读书的最大的愿望是能够出人头地,不和自己一样在从事农业劳动,改变下一代的社会地位和身份。

　　我国现在的国情是城乡差距越来越大，教育不公使得城市和乡村两个不同世界之间的鸿沟不断扩宽，教育资源的配置总是“城市优先”，人为的制造学生接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这导致了“出生即不公”的残酷现实。优质教育资源高度集中，让广大中下层家庭出身的孩子，在考入大学、就业之前，所获取的教育资源远远少于弱势群体。教育不公平将会使得农民阶层的下一代很难向上流动，使社会不平等延续到下一代。贫穷家庭的孩子，即使考上好大学，毕业后也很难进入中上层。读书改变命运，曾是农村寒门子弟坚守的信条，而如今，这一信条正受到很大的挑战与质疑。

　　教育是社会分层的手段

　　教育资源的不平等不过是社会分层的折射，高等阶层的子女比低等阶层的子女有更多的受教育机会和更优越的受教育条件。教育机会的分配总是有利于出身优势家庭背景的人，能够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无疑会在社会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往往由于教育水平的低下以及各种知识技能的匮乏，在竞争中往往处于不利地位。

　　教育资源的不平等，最初体现在城市中小学的教育上，现代社会的竞争是从对教育资源的竞争开始的。在农村，素质较高的教师流向城市。农村孩子，尤其是远离城市的农村孩子，即便再努力，考入重点中学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如今，农村孩子想的是“有没有学上”，城里孩子想的则是“上什么样的学”，城里的孩子可以有N多种选择，而农村出身的孩子只渴求读书的机会。

　　对于城市来说，教育使很多人受益，但对农村来说，则是大批量的淘汰人才。

　　高中教育实现了第一次的社会分层

　　农村学生通常是在乡办初中就读，每年能够顺利升入县城重点高中的学生寥寥无几，剩下个别家庭殷实的学生可以向学校缴纳赞助费而获得入学资格。从城乡初中毕业生升入普通高中的升学率来看，农村学生基本没有太大的增加和变化。农村升学率在这十几年内没有大幅度的变化，基本维持在3%左右。对大众阶层而言，高考是向上流动的机会，高考中任何不公平事件的出现，都会给民众带来强烈的被剥夺感。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并未给农村的高中教育带来更多的希望，大多数学生都无法从中获益，农村孩子接受教育基本结束。在农村因没有读高中而辍学打工者中，接受过高中教育的有12%，也就是说中国农村80%以上的外出打工者仅具备初中以下文化程度。被高中教育淘汰的大多数农村青年，在城市从事的工作多是不体面的，不能融入城市主流，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不仅在职业选择方面，无法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地位，而且在住房、医疗、劳动保险、就业稳定性、孩子教育等一系列方面，都无法和城市居民相比。

　　当孩子学习成绩突出，家长就集中家庭经济资源，“砸锅卖铁”也要支持孩子进入好的中学，大学。当孩子成绩相对较差，父母会让孩子退学，只要考不上大学，读书都是无意义的。有的家长和学生不甘心失败，会选择复读，重博一次人生最为重要的机遇，但更多的学生选择辍学。农村学生的渴望升学，或者说想成为城市人的愿望是极为强烈的，但在残酷的淘汰之后，他们默认了自己在教育中的失败，知道大学与己无缘。城市需要的是人才，而非人口，可现实的选择只有两种：要么待在农村，要么去城市发展。在人多地少，务农不能产生效益的压力下，多数读大学无望的少年选择了进城打工挣钱，对于他们来说，改善家庭生活是最重要的，生存是第一位。在2010年的寒假期间，中国人民大学曾组织学生对1595名，平均年龄为23岁的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做了深入调查。调查显示，农民工的平均月工资是1728元，低于五年前(2006年)的社会平均工资1750元，低学历、低技能是导致了农民工低薪、低待遇的主要因素。在中国约7000万的80后、90后的农民工之中，能够衣锦还乡，给家庭带来很大起色的寥寥无几。农民工如果长期从事不需要高技能的职业，工资水平也就上不去，改变一生命运的机遇渺茫。

　　大学教育是第二次的社会分层

　　通过高等教育来实现社会流动，是一项出色的制度安排。发达地区和城市的孩子能以比贫困地区的学生更低的分数进入大学，保送、加分、自招等高考政策又叠加了他们的优势。这不仅是使城市家庭、富裕阶层的学生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优先权利，更使本已承受不公的农村、贫困地区学生雪上加霜。中国的学生和家长认为，进入优秀大学才是改变命运，主宰未来的重大决策，所以对高校优质教育资源的争取是世界上最激烈的。高中阶段教育资源分布不平衡和高考政策的倾斜最终导致农村孩子难入大学这一现实。你是什么阶层，就决定了你进什么样的大学，除非你的高考成绩笑傲全国。2010年946万高考考生中，弃考人数接近100万，除了21.1%的考生选择出国，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农村的考生，他们多数选择读职校学技术或者直接打工。城市家庭的子女比较容易地受到好的教育，而好的教育又能使人获得比较好的地位。在中国，重点大学教育是一种名贵产品，消费者主要是来自富裕家庭的子女。而农村学生显然没有购买力，在对优质教育资源竞争中处于下风，每年新生入学时节，屡有贫困生或家长因缴不起学费而自杀的悲惨案例发生。一项统计显示，近几年来，中国城乡大学生的比例不断扩大，农村大学生所占比例不到20%。而在上世纪80年代，高校中农村生源占30%以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国家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起不断滑落：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落至一成，清华2010级农村生源仅占17%，寒门子弟想通过上重点大学来改变命运的难度越来越大。

　　职业分化完成了第三次的社会分层

　　大中城市是大部分高校毕业生择业首选，其次是地级市，选择回县城和农村的大学生极少。如今，农村里的大学生越来越多，但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也越来越多。当前我国经济结构还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其吸纳高层次人才就业的能力和空间有限。在求职上，农村出身的学生同样处于劣势。他们多在地方普通院校和地方专科院校完成学业，这些院校毕业的学生在发达城市的认可度较低，从而使得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竞争力较弱。教育部直属高校学生的起薪显著高于地方普通院校，高出近30%;地方院校的学生，在竞争较好岗位的过程中，无法与一流大学出身的学生抗衡。柯林斯的《文凭社会》中表达了这样的一种观点：教育的意义越来越局限在那一张文凭之中，文凭并不代表它的持有者具备某种层次的技能水平，仅仅表示了持有者接受了某种程度的教育，它是某种职业某种阶层的准入证明。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2010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个人能力、教育水平和社会关系，决定了个人的职业前途和未来发展。现实屡屡表明，竞争者个人能力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家庭背景和人脉关系;这在一些公务员考试和垄断国企招聘时，表现得尤其明显，找工作变成了比拼父辈财富和权势的“拼爹游戏”。那些好不容易读了大学的农家子弟，在毕业后最紧迫任务是工作，一旦找不到工作，他们的家庭就陷入了困境。对由于能力不足、经验不够导致的招聘失败，他们并无多少怨言。但如果是因为家庭背景不如别人而落败，则非常怨恨。两个不同的社会群体同在城市的屋檐下，而且很不公正地处于极不平等的社会地位，这个屋檐下是很不安全的。不论是农民工还是受过大学以教育的农村青年，他们在感情上是认同的，当他们遇到难以忍受的不公正，受到剥夺感受时，就会形成“仇官、仇富”的社会心理，就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或采取行动，一些群体性事件由此发生。如果下层的人们看不到上升的希望，不满情绪就会增加，怨恨就会增加，久而久之就会造成社会的动荡。

　　在目前社会，农民已经不再是过去那种一辈子固守在土地上，以农业劳动为生的人，他们通过熟人或亲戚关系找到去城市打工的路子，所接触到的人和事，逐渐改变了只求温饱的生活。他们希望向上流动，往高处走，教育是他们唯一的希望。在美国，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可以通过受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进入社会中层乃至高层。而在中国，教育使农村子弟改变命运的机会很少，并在减少。杨东平说：寒门子弟拿什么来和城里孩子竞争?靠什么改变命运?

　　人们不能得到完全的平等，但人们不能容忍以不公正的方法制造不平等。家庭相对富裕的城市孩子，能够上较好的大学，获得更大教育回报，而家庭贫寒的农村孩子，则只能上一般大学，获得较低的教育回报。这种现象伤害的不仅是学生，更是农村家庭的教育希望。

　　“百年大计，在于教育”是句朴素的真理，发达国家已将教育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来实施。中国现已经进入改变深水区，社会问题需用改革的办法加以解决。欲改革国家，有良好的社会，就要先有良好的教育。反观中国教育，却有很多问题存在，其中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城乡教育资源的不公平，这使得教育束缚了农村的发展，让教育难以成为“实现理想社会的历程”(陶行知将教育定义为实现理想社会的历程)。

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