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另有删节本载于《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5年6月号）。

　　这个世界每天有千百万件故事发生，每天有千百万个生命消逝，这些生命和故事，不管曾经多么生动鲜活，都会被日常生活的洪流淹没，都会被时光的长河裹胁着，奔赴那无边无际的遗忘大海，融入无穷无尽的记忆空白──一路上，也许波澜不惊，也许浪花四溅。除非，有一位水样采集师，偶尔停伫于某一处水边，俯身掬起一瓢清浊，小心地带回。于是一滴水中看世界，一剎那凝成永恒，我们通过这一点点时代残留，来回味历史长河中的大千世界。

　　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就是这如恒河沙数的故事中采撷出来的一朵浪花。

　　上访，在中国，是见怪不怪的事，在中国这片苍老而常新的土地上，我们已经看得太多正义被掩埋进黑暗，良知被吞噬进岩石的故事，一个水库库区几千移民掀起的风浪，向来难以打湿书斋中吟哦的学者们的精致鞋头。这一次却不一样了，因为这位学者走到了水边，甚至将他敏感的触觉，探入了移民水深火热的境地。他没有缩手，而是细心地去观察、体会，记录。于是有了厚厚的一本书，有了一篇篇以此为话题的评头论足的文字。

　　据说，这本印数不过区区七千册的书，发行后不到半年，就禁掉了。当局对问题的敏感，和这位学者比起来，不遑多让。那么，这本以「讲故事」而见长的书，究竟犯了甚么忌讳？为甚么在学界一片叫好之声中，当局却欲三缄其口？

一　引言：移民的疼和国家的伤

　　「移民」，是一个很暧昧的词。它过于苍白，无法勾画出那些流动的人民在迁徙中经历的苦难，它过于轻巧，无法承载这些背井离乡的人民所承受的痛苦。犹太人发明了Diaspora（大流散）这样的词来揭示他们失国之后被迫流亡千年的民族痛史，而中国人则发明了「洪洞县里、大槐树下」这样深具诗意的词，来纪念他们被驱赶迁移的家族史。似乎中国人有意过滤掉了那一份沉重和苦难。这种过滤，是无奈，还是乐观？「走西口」和「闯关东」的汉子默默无闻如涓涓细流注入到荒芜的土地，但这默默迁移背后的「自由」掩盖不住「湖广填四川」这样强横的国家暴力所揭示出来的农民处境──一个「填」字，生动地表明，在中国，农民被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随意搬弄的命运。就像一只只零散的马铃薯，他们被任意地塞到各种「国家利益」织就的袋子里，一捆，一甩，然后撒播四方。其后，他们的命运，如同四散飘荡的蒲公英，「只有风知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也并没有改变农民们千年一贯的命运。当工业化的大潮一浪高过一浪，城市的工厂急需各种廉价的工人时，他们象被海绵吸纳的水分子一样吸进城市，当「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政策出台的时候，他们又如同蟑螂、臭虫一样被驱赶回乡村。甚至，当大饥荒来临的时候，城市的人口还被大量「压缩」到乡村，和在死亡边缘挣扎的饥民一起争食一点可怜的口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轰轰烈烈，他们高举着「改造农村」、「接受再教育」的高尚旗帜，但旗帜的背面却写着一条冷酷的用意：减轻城市人口就业压力，消化城市适龄就业青年。

　　灯火通明的城市，是一只只肥胖的白蚕，山清水秀的乡村，如同一片片桑叶。通过各种看得见看不见的的吸管的吞噬，桑叶一点点干枯，一片片坏死。打开中国的地图，上面星星点点标示着大大小小天蓝色的湖泊、水库，如蓝宝石般熠熠生辉，这是新中国水利建设的成就，也是国家「脸面」上的光彩。但有谁去追问：这些油亮的光彩后面，掩盖的是甚么样的汗和泪？

　　还是在三年前，看到新华社记者吴象的一本探求中国农村改革的书，《中国农村改革实录》1，里面记载着大别山区一个水库库区「移民」的悲惨经历。一位衣不蔽体的七十多岁的老妇，用最原始的器具在捣着一把玉米，而这几颗玉米是她一年的全部收成。她的玉米种在贫瘠的山上的石头缝里，那是她的土地被水库淹没之后她能找到的唯一可以种庄稼的地方。水库在那里平静地躺了几十年了，像她这样失去土地的「移民」，就在这山野之间做了几十年的「遗民」──被遗忘的人民。很难想象她在这石头铺就的土地上是如何生存下来的。看过了这个故事，再看《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我一点都不惊讶，甚至也远离了愤怒。毕竟，「天府之国」的农民还有几分土地。

　　水库移民的痛史，在记载共和国建设成就的年鉴和政府报告之中，是被过滤掉的，是不被书写的。这些故事不被书写的原因，极为简单：为了保存国家的「脸面」。

　　应星的书花了大量的篇幅，用学理化的语言，分析移民上访的要求被政府的官僚机构一次次扭曲、一次次阻碍的情况，这扭曲和阻挡中有一种顽固的逻辑在起作用，就是对于政府来说，甚么样的问题是重要问题，甚么样的问题可以不予理睬、不予解决，甚至都不用提上议事日程。随着故事的讲述，我们会看到，这个逻辑中最核心的词语，其实就是「脸面」，在书中，应星表示为「国家的光辉」。如果一个问题已经影响到政府（或某一级官员）的「脸面」，它就成为不得不解决的问题。这个脸面，是一个威权主义政体自身不得不化上的妆扮，是这个政府「自信心」和「合法性」赖以建立的支柱。

　　通过一整套意识形态的编写和宣传，党和政府为自身定做了一套标准的光辉形象，比如说「最广大的人民利益的代表」、「历史进步的代言人」、「深受全国各族人民拥护的政权」等等。这一套光辉形象是通过一层层油彩来体现的。为了表明党和政府是为民当家作主的，所以需要有一整套的严密的信访机构来接待「人民」，虽然已经有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代表各族人民，虽然党和政府也知道信访制度并不能解决多少问题；为了表明党和政府是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政府坚决不允许「人民」在公开场合表示对国家政策的不满和抗议，一旦有这种情况发生，那么抗议者和不满者就被驱赶出「人民」的行列，以保全「全国人民拥护」这块招牌2。在中国当前的政治体系中，「公开表示」是国家容忍的底线，越过这个底线，政府的合法性就产生了危机，因为它的意识形态话语被这种「公开表示」撕破了缺口，从而政府的「脸面」上就划出一道「丑陋」的「伤口」。

　　甚么是国家的「伤」？国家的「伤」并不是人民的「痛」，而是根据意识形态话语编织出来的一整套「故事线索」中的「断线」，是光滑如镜面的形象上的一道痕。

　　大河移民的故事，在九十年代初期终于有了一个不是结局的结局，除了他们不屈不挠的抗争以外，更为重要的，恐怕还是九十年代国家已经开始启动「三峡工程」，移民问题开始成为一个举世瞩目的问题，一个影响到国家形象的「问题」，这个问题就像政府脸上的黑痣，再不切除，就会长大成为黑瘤。应星的书，恰好在三峡工程建设中的问题不断暴露的时候出版，在国家脸面上拉出了一道尖锐的刻痕。所以，问题不在于他是否出于为国分忧的好意，而是在于他讲的故事能否和国家的意识形态故事「接上线」。遗憾的是，他用一把精致的学术解剖刀，将国家这套意识形态话语的内在肌理细致地展示出来，颠覆了国家几十年建构起来的形象。俗话说，「打人不打脸」，应星却专门挑了国家的脸面来出刀，能不招人忌讳？

二　故事里的事

　　应星的书以讲故事而出彩，可以说他讲故事的技巧非常高明，将一个平常的故事（这里说「平常」，是从这一类上访故事在中国发生的频率来看，并非否认这故事打动人的悲剧性力量）说得跌宕起伏而又条理清晰，透过故事，将中国当前的基层政治运作机制揭露得淋漓尽致。在文本中，作者是采用何种学术资源（人类学的、政治学的抑或政治社会学的等等）来支持他的故事，这本来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只要他讲出了某些「真实」，揭示出了某些「问题」，就足以向读者有个「交代」。就像应星所服膺的黄仁宇的名作《万历十五年》，前所未有地向读者详细、生动地展示出晚期中华帝国的政治运作机制，让读者在愉悦地阅读的同时理解到中华帝国上下臣民的处境和面对的难题，这就已经足够不朽，至于能不能从中开出一条「大历史」铺就的「金光大道」，这「大历史」观念和「数目字管理」是不是在学理上站得住脚，那本是题外话，甚至是书的副产品。

　　但是，对应星的书，读过之后，却还是忍不住陷入反思，因为，这故事离我们太近，这故事中的人，跟我们太亲，我们无法不去关怀他们的命运，就像关怀我们自身和我们的亲人。我们会抑止不住从他的书中寻找永久中止这种人间悲剧的道路。于是，我们不得不进入学理分析的层次，用理性的眼光来估量这个故事的价值，而不是用含泪的眼光向它的可读性致意。

　　其实这本书的最初稿本在学人之间流传已久，但它最初以论文的形式流传的时候，是采取更加学理化的语言，而不是现在呈现出来的巴赫金式的「复调」叙事形式。现在这种形式，更加便于广泛而流畅的阅读，所讲述的故事也更加丰富曲折，这无疑是它比原初形式更加有分量的一个原因。

　　正如应星在致谢词中表明的那样，这本书应该是一个学术群体共同探讨的结果。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政治体制改革陷入停滞，三农问题开始重新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的时候，「国家与社会」这一套理论范式也被引进到中国，被不少学人用来分析中国农村问题。然而有些敏锐的社会学者发现，这套理论范式难以解释中国农村的某些「特征事实」（styled facts），甚至这样的特征事实都不曾进入主流讨论的范围。

　　孙立平指出，中国农村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个现象是：一方面，国家在农村基层的组织结构在新时期经历了一个不断涣散的过程，另一方面，国家的意志却在农村也得到了持续的贯彻和基本实现。「也就是说，事实展示出来的是一种双重的情景，而这种双重的情景在理论上是相互矛盾的。如果说，从组织结构特征上推断不出如此的效能结果，那么这种效能结果是从何而来？反过来说，这样的效能结果又能够说明组织结构怎样的特征？」3在我看来，解决这个问题，可以看作中国的社会学和政治学真正实现「中国化」的一个突破4。

　　孙立平和李猛这些学者思考这个问题的初步答案是，以往的研究方法难以容纳中国农村的「事实」，于是迫使他们寻找新的理论方法来「框住」（解释）中国的「事实」。这个理论就是「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过程－事件分析』研究策略的最基本之点，是力图将所要研究的物件由静态的结构转向由若干事件所构成的动态过程。」5它「是对于描述方式的强调，即强调一种动态叙事的描述风格。这就意味着，首先需要将研究的物件转化为一种故事文本」6。这就是应星的「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现在转化为彻底的故事文本的原因。

　　但这种文本的转换，并没有过滤掉这一项研究的原创性问题。我们看到，有几个始终为学界关注的重大话题仍然镶嵌在文本之中，迫使阅读者不时低头沈思。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官－民关系）和官僚体制的问题，始终是这一复调叙事需要解释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两个问题将本书注释中的学理分析和正文中的故事叙事勾连起来，使这复调没有成为两支毫不相关的进行曲。

　　经过这种视角的转换，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在农村呈现出一副完全不同的画面：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不是凝固在有关的正式规则和程式之中，而是存在于有关各方的持续不断的互动之中。在原来的理论视野中，国家与社会关系都是通过某种结构性因素展现出来的，国家以某一层级的政权机构（比如政府、法院）或者某一种强制性的政策力量出场，而社会通过某些社会团体、民间共同体的面目出现，二者之间的关系陷入一种僵硬的二元对立或者分立关系，不是国家吞噬社会的模式，就是社会包容国家的模式，有的学者发现这种思路的问题，转而提倡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但不管怎么界定二者的关系，都无法摆脱一种整体性的「二元」思维方式。但是，通过过程－事件的分析，国家和社会这些实体性的概念都被解构（还原）成为具体的事件和人物，成为一副副生动的「流动的画面」。比如，作为国家一方出场的，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政府概念，而是具体到了某一届任期的某一位官员，甚至具体到了这位官员的在事件过程的某一个时间点的某一条指示，而且进而深入到这一条指示如何被卷入事件的各方做了不同的解读。原来被用来作为社会力量分析的各种群体，也现出了「原型」──移民，不再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而是一个个具有不同的利益、不同的立场、不同的处境、不同的斗争策略的个体组成的「场域」。也就是说，在原来的理论视野中被用来作为分析单位的国家和社会的结构性因素，在新的理论视野中，被分解成为相互独立而又彼此关联活动元素，这些元素的互动关系编织成了一张广阔的事件之网，人物是网的节点，事件的演进成了网的经纬之线，国家和社会二者之间的清晰的界限，也就自然地消逝在这张充满张力的事件之网中。

　　与这种解构国家社会关系的实体性概念相似，在经典的社会学和政治学范式中以静态的结构性因素出现的官僚体制，成为一种不断运动的网状事件／过程。随着故事的展开，我们深切地感觉到了官僚体制的实际和真实的存在，但在全部叙事中，除了为叙述的方便不得不提及的某些机构和组织（比如信访机构，乡政府）外，我们看到穿插在事件中的是一个个具体的官员，一条条以文本形式出现的政策，指示，和一次次的「打消」问题的计谋、策略，以及官员们操纵的层出不穷的具有国家「背书」（endorse）效力的「官腔」。这些因素都在「运动」之中，因为他们每一次出场时的面目都不一样。当然，对于这些因素，作者都有通俗的、产生于故事本身的专门术语，比如说，「开口子」，「打界桩」、「拔钉子」、「摆平」和引自各种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文献的官僚术语。正是通过这种近乎文学故事的白描术，我们看到了日常生活中官僚体制的运作机制。阅读这个故事，我们感到的震撼和悲哀一样多，我们感到的迷茫和愤怒一样真切，我们看到农民们一次次艰辛的上访，就如同卡夫卡笔下的地质测量员K试图进入那个高踞在迷雾中的神秘城堡一样，他们不管多么努力前进，都被一种巨大无形的力量卷回，被挡在门外，被挡在「正义」的门外，他们身入无物之阵，奋力反抗，可是和他们的付出相比，胜利却如此卑微。这就是当代中国的官僚体制，这就是真实的农村基层。所有这些对现实农村的真切理解，都是在一种超乎寻常学术文本的叙述中完成的。

　　然而，这种叙事方式何以可能？这种叙事和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的差异体现在何处？为甚么说这种叙事比历史叙事更为「现实」，比文学叙事更为「真实」？

　　这个问题，是后现代文本叙事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这种文本的合法性问题。然而，这个问题也可以说根本就不成为问题，因为，和这种文本一起诞生的权力分析技术，恰好堵上了阅读者惊讶张开、试图质疑的口。我们看到，如果不是文本中无所不在的权力技术分析这把手术刀在飞舞、切割，我们就无法达致对这一事件的深刻直观，这个故事也就真的成了一个淡白如水的「提纲」。李猛以狂放而深具诗意的语言向我们展示了权力技术分析的效果，通过这种解剖：「我们所面对的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一次『切割』在各种『关系／事件』折迭而成的球茎表面上所产生的许多切口。」7这许多切口，是日常生活中我们整日面对的事件形态，从而，也是更为「真实」的形态。日常生活，就是真实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深刻把握，知识实现了可贵的「回归」。

　　关于「真实」，还有另一个问题。后现代文本这种「描述性的」语言，如何保证故事的「真实」（事件的「真实」）？难道「真实」不是社会科学中一直致力于取得的知识属性么？但这个问题在后现代的哲学脉络中，被釜底抽薪地避免了。应星在「结语：故事后台的故事」一节中，对讲述者的角色效应、书面历史和口述历史的关系、「社会实在」与个人建构的关系这些从学理上无法回避的问题做了解答（其实，这些都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田野工作中始终面临的经典问题），这些解答，也许并非无可挑剔，但至少让读者明白，作者清醒地意识到了这种叙事文本内在的某种认识论和方法论陷阱，从而让我们的阅读比较放心。

　　这本书在解构国家意识形态话语时所展现出来的惊人力量，正是通过权力技术的分析方法实现的。说起来具有某种反讽意味，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体系，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上建构起来的（虽然是一种背谬式的利用），但用来解构这套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最锐利的武器，也正是马克思的思想所提供的。马克思讲出了「每一种思想后面都隐藏着利益」这一惊人之论，由此开辟了知识社会学的领域，福柯沿着这一思路前进，喊出了「每一种知识后面都隐藏着权力」这一真理，并且用他创造的精致的权力技术解剖刀，解构人类文明中我们习以为常的体制：性、监狱、医学卫生体系，知识。

　　《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是目前中国知识界运用权力技术分析方法最为成功的作品之一，这种成功，不止体现在它第一次向中国的读者描绘出了中国农村社会真实权力关系中一副史诗般的悲壮画面，也体现在它第一次如此娴熟地、集中地运用权力分析技术，为中国政治体系中最为软弱的群体，写作了一本深描式的传记。

三　问题俱在，道路全无？

　　然而，《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展现给我们的是一张只可观望，无法措手的事件之网，它也许是一张显示问题的地图，却绝对不是一张可以求解答案的地图。指望在这张网中寻找某种确定性是徒劳的。因为「确定性」恰恰是这种分析策略从一开始就试图避免的，而且这种不确定性是由这种方法论的后现代取向决定的8。

　　它也许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中国的处境，但在帮助我们改变这种处境方面，却毫无建树。作者过于关注日常生活，过于追求细节的真实，这种刻意追求的风格，遮罩了中国政治体系中最为具有支配力的权力关系，他的书中忽视那些最为明显的结构性力量，刻意将自己的视野限制在微观的、当下的权力关系上，用心地描述事件的具体场域，却不去追问这场域如何可能。跟随作者的笔触，我们看到事件的展开一幕幕如奇峰突起，如峰回路转，但是漫漫路途，何处是归程？我们看到的是一站接一站的故事间隙，我们看不到事件会有一个真正的「解决」，让移民们真正满意的「解决」。即使这次事件得到解决，同样的事件会在小河村或者别的甚么村出现。这些事件仿佛真的有细菌一样的繁殖、再生能力。

　　对于这种权力关系的构造，他们寻找了一个似是而非的答案。他们认为这种农民和国家之间复杂的权力关系，是在「过程」中「创造」、「再生」出来的，就像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体系再生出工人阶级一样自然。的确，在大河移民上访的「过程」中，不断涌现出新的人物、新的细小事件和新的策略、新的权力关系，但这些因素的出场，并不是象十月怀胎一般由「过程」自然产出，而是由某种场域外的力量牵引和抛入，这种力量看似无形，其实同样无所不在。

　　我们看到抗争中的农民和抵制他们的官僚一样，如溺水时抱着一根稻草一样，分享着国家意识形态提供的话语资源（同样的文件、政策，同样的国家合法性认同，同样的压抑个体的国家利益论等），农民无论如何抗争，他们的观念中都有一条底线，一根弦，那就是不能「危害国家利益」，他们向官员抗争，也是以国家政策（中央政策）作为尚方宝剑。官僚的所有的「摆平术」（或治理术）之所以能够凑效，就是有这根无形的观念之弦为他们（农民）的行动划出了范围。

　　农民不敢碰触国家利益这根线，就像避开地雷一样小心地绕过这个危险的区域，但却又扯着这根线来威胁绑在这条线上的官员（对于官员来说，维护地区稳定，不同样是「国家利益」的要求？）

　　没有人，包括故事中冲突、纠缠的各方，包括作者自身，质疑这种无所不在的「国家利益」雷区的合法性。为甚么以「国家利益」的名义，「农民的土地」9就可以任意征用剥夺？农民的土地被征用之前和之后，为甚么他们根本没有谈判的资格？（在我看来，上访，不管是采取何种方式，都不能说是一种平等的谈判方式，虽然在某些学者那里，消极怠工等「弱者的武器」也被归之为「谈判」的筹码。）「国家」和官员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农民同样认为这是无可置疑的事，他们唯一能够质疑的，是国家的补偿标准是不是低了？在测量土地的时候，是不是不准确？官员是不是没有按政策来办？至于全部事件的出发点──国家的强行征用土地，完全滑出了他们质疑的清单行列。这是观念的结构在起作用。

　　同样，在对官僚主义的抗争之中，移民（其实中国所有的农民）都有一根弦嵌在脑中：不管对某一个具体的官员、某一级具体的政府、机构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诚意多么怀疑，绝对不能质疑「党」和「政府」解决农民困难的「诚意」。但，「党」和「政府」在事件中却不亲自出场，就像乔治·奥威尔的《1984》中那个Big Brother一样，他隐于幕后，决不走到前台，但他的耳目和触角却遍布空间的每一个缝隙。任何人都不能忽视他的存在，不能不听从他的指示，但没有人能够和他辩论和他谈判。

　　在关于「国家利益」和「党」、「政府」的观念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历史上几千年一贯的「统治」观念：官（党和国家的代表）与民，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只不过，以前是被皇上「统治」，现在是被国家「统治」。既然是统治，自然就有顺民、有刁民，违背皇上的旨意，是杀头大罪，违背国家的旨意，不同样是大罪？于是，权力关系在这样一个框架中刀来剑往：官员手中握着「国家利益」（有时是「国家大局」，有时候是「社会稳定」）的「尚方宝剑」，而农民手中握着「为民作主」10的「免死金牌」，他们就在这个画地为牢的圈子里刀光剑影、缠斗不休。没有人能够跳出这个如来佛的手掌心。因为他们的观念结构在发挥着潜意识的作用。这种观念结构不改变，中国的官－民关系也不可能转变：为甚么，「国家利益」不能以真正的「人民利益」为起点？为甚么不能将这种利益冲突摆到一张平坦的、安稳的谈判桌上来？当农民开始将他们质疑的目光投注到「国家利益」之上的时候，「顺民」和「刁民」这一对概念就会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形象高大的「公民」！

　　与这种观念结构限定的权力关系相伴随的，是中国宏观的政治结构，它同样对大河移民上访事件中的微观／日常权力关系产生着巨大的引力场效应。

　　在政治学的制度主义与公共政策学术流派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术语：政府的回应性（responsivity），官僚主义最典型的特征就是缺乏回应性，这是中外皆然的事。然而，西方解决官僚主义的痼疾有一个我们难以企及的优势，就是他们落到实处的「人民主权」。中国这种威权主义政体无法有效解决官僚体制中的信息沟通问题，也无法有效解决对各级官僚的制约问题。

　　中国的官僚体制之所以无法解决官僚主义的问题，是由这种政体决定的：因为威权主义政体最为关注的是政治合法性问题（这个问题在民主政体中早已解决），在这种政体中，政治合法性是通过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来取得的，而政治稳定却无疑需要控制信息流量，不管是官僚体制内部的信息流量还是官僚体制和人民之间的信息流量，国家都必须严格控制11。政治学家林茨就曾经指出，威权（专制）体制的特点是政治多元化受到严格限制，社会组织和利益集团的竞争缺乏制度的保障。而限制政治多元化的源头就是遏制产生政治多元化产生的文化环境，即限制政治信息流通。与威权政治相反，民主政治恰恰需要信息流通。

　　在应星的书中，反复出现的一个意象，就是「上面」、「中央」、「北京」，这个细节不是无足轻重的，恰恰相反，这是解读中国基层权力运作机制的一把钥匙。为甚么上访中的农民，都将他们的上访终点落在了「北京」？「北京」对他们意味着甚么？为甚么基层的政府／官员只有在将「上面」牵动之后，才真正开始进入解决问题的「状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引入一个更为宏观的视野，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

　　中央－地方这样的二元对立概念实际上代表的是一种中心－边缘二分的观念──中央是中心，地方是边缘。这种观念在中国历史上根深蒂固，即使现在也仍然主导着我们的政治架构。这种对立的观念，赋予了「中央」一种强大的话语权力。在这种话语系统中，二者的地位天然地不平等，中央是主体，地方是从属，地方是从中央取得合法性的，它自己不具有独立的合法性来源。中央的合法性是来自于「天命」这一意义系统，和地方没有任何关系。这种话语体系内在地产生一种紧张，边缘要求取得独立的地位，而中央要将地方牢固地束缚在自己的周围和下层。这种概念中的紧张的现实表现就是一直无法解决的中央－地方的分权关系。当这种观念受到挑战时，就意味着在国家层面上权力的分裂。中国历史上的分裂往往是以「另立中央」的形式完成的：分裂的地方宣称自己是「合法」的中央，而原来的中央已经丧失合法性。其象征就是改旗易帜「建正朔」。所谓「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其中「鹿」就是一种合法性的符号，和大禹铸九州之金而成的「鼎」一样，也是一种「中心」地位的隐喻。因为谁获得「鹿」、「鼎」，谁就获得「中心」的合法地位，所以，这种话语系统中，「中心」并不是永远稳固不移的，既有的「中心」和「边缘」都在争夺对「中心」的控制。这就是这一体系内在紧张的根源。

　　在新中国建立后，这种紧张关系也没有消失。当高岗的政治活动被定位于分裂中央时，他的政治命运也就注定了，因为这种活动被放入了一种二元对立的政治话语中，而且这种对立是一种零和博弈，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对林彪事件也是作同样的处理，最后林彪的罪状中就有一条「试图在广东另立中央」。概言之，在中国，以往的中央－地方话语体系是一个零和博弈关系，这也许是建国以来众所周知的「收－放」回圈的观念上的病根。

　　西方的封建传统却与此完全不同。

　　在封建制度中，王权和地方封建主的权力实际上是一种契约关系，封建主对王权的服从是以王权尊重封建主的权力为条件的。这种关系得到习惯法的保障12。在近代民族国家建立的过程中，王权逐渐获得了主权象征的地位，从而也获得了「中心」的地位。但地方的权力仍然得到尊重。在英国，地方自治的传统得到保留。美国从英国继承了这种传统13。在这种权力安排中，地方和国家不是如中国这样的对立的关系，虽然二者也存在紧张和冲突。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第三十二篇中说：「各州完全合并为一个完全的全国性的主权国家，意味着各部分完全处于从属地位；各部分无论保留甚么权力，都将完全取决于总的意志。但是由于制宪会议计划的目的只在于局部的联合或合并，各州政府显然要保留他们以前所有的、按照条款并未专门委托给合众国的一切主权。」14如果只注意这话的前半句，那么可能得出印象美国也是地方从属于中央的权力划分。但实际上，美国的联邦政府的权力是来自地方的州的联合或授权，而根本上是来自于全体「人民」。也就是说，从权力的合法性上说，在联邦政体中，国家和地方的权力是平等的，而且，进一步追究来源，按照更接近于主权来源的权力更具合法性的原则，地方的权力更具合法性，因为，地方政府「离人民更近」。

　　西方的国家－地方关系（尤其是联邦国家）归根结蒂是一种契约关系，这有自然法和习惯法的根源。契约关系要求契约双方在地位上是平等的谈判关系。契约达成意味着这种权力安排是帕累托改进，否则契约就无法达成。所以契约关系必定是正和博弈。但中国的国家－地方关系是一种授予关系──国家（中央）授权于地方。或者也可以看作是另外一种特殊契约关系──委托－代理关系。从而在国家（中央）－地方关系中产生了经济活动中常见的「代理人」和「委托人」之间的矛盾。易言之，传统的中央－地方关系的矛盾是内在于国家权力的委托代理关系。

　　观念上的差异在现实政治层面上的影响是巨大的。现实的政治制度依据这种观念建构起来。比如说我国的立法制度，省一级地方虽然也有立法权，但这种立法权是由全国人大授予，而不是来自地方本身的合法性。而且地方的立法要受到中央的审查15。其他如行政体系中的制度安排也是如此。虽然省政府是在省人大的合法性上产生的，但省政府实际上还对国务院负责，这种安排中权力的委托－代理关系很明显了。最明显的就是省一级的人事安排。

　　然而，当代理人获得其代理身份之日，也就是他获得独立的利益动机之时。因此，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总是处在不稳定之中。虽然我们的共和国宣称是人民的国家，但实际上这种权力关系从没有落到实际政治安排上。在中央－地方这样的观念中，掩盖着的是几千年的「中心」权力争夺模式。地方上的官员无论级别多高，还是以被「提拔」晋升到「中央」为荣。这就是传统的「京官大三级」观念的现实写照。

　　回到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我们看到，熟悉中国的政治语境的官员非常明白，自己的政治前途基于辖区内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而首要的是政治稳定（如上文分析所指出，政治稳定是威权主义政体合法性的最重要来源之一）。只要稳定上出问题，即使经济上有成绩也会一笔勾销。这种制度约束促使理性的追求政治权力（升迁）的官员在稳定成为「问题」时将投入更多的资源（时间、精力、资金，尤其是政策等）用于保持政治稳定。

　　于是，在中国的政治体系中，农民只有向上寻求制约基层官员的力量，他们别无出路，因为基层政府只向上负责，唯一能够制约他们的也只有「上面」；而且农民真正有效的手段，也只有一条，那就是造成「不稳定」。大河移民上访这个曲折的故事，其实情节早已注定了，不管它的细节浸润着多么大的偶然性，它的大致经过和最终结局，却是中国的政治体制结构早已拟定了的。

　　我们为大河移民以及其他那些没有进入书写的各种各样的移民的命运所牵系，但是，如果不改变我们的观念和整体的政治权力结构，中国土地上的移民的悲剧性命运就永远无法解脱。当应星的《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为我们展示一种叙事方法所传达出来的动人力量的时候，我们不应该跟随作者陷入日常事件和细节造就的遮天蔽日的丛林而迷失方向无法自拔，我们应该寻觅一条出路，让那些在日常权力关系的网路中挣扎的移民可以走出这命运的阴影，寻找一片真正的「青天」。



来自于：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0501030g.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