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慧来：辛亥革命百年纪念的思考》

（2011-10-03）


周慧来
　　整一百年前，依然羸弱而混乱的中国一度让世界为之侧目。辛亥革命爆发并推翻了清王朝统治后，并没有像以往一样以一个新的封建王朝来代替，而是建立了当时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虽然在此前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建立，仿佛又让中国回到亚洲的中心。然而，一百年过去，中国依然在围绕着辛亥革命的目标艰难转型。

　　





辛亥革命得与失　　

　　在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国历史上，每逢一个王朝没落，纲纪失常，中央权力衰落，必然要以一个新的王朝和皇帝来解决权力和政治秩序问题。帝制的“天命所归”一直具有极强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故而两千多年来因其顽强的生命力而生生不息，循环往复。

　　但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文明的输入，“天命所归”已经不具有正当性，帝制在中国逐渐不得人心，其生命力也走向终结。辛亥革命之前，推翻帝制已经成为当时革命精英的共识。清华大学教授秦晖说，清末民初辛亥前后的人们对宪政、民主、共和、自由、人权、法治及其相关概念的讨论之深入，了解之清晰，多有今人不能及者。许多他们那时认识清楚了的问题，在今天还是显得振聋发聩，十分前卫。因此，在辛亥革命之后，任何复辟帝制的企图都会遭到几乎全民的反对，无论是袁世凯称帝还是张勋复辟，都最终失败就说明了这点。

　　问题在于，虽然帝制不得人心，但这并不意味着一种新的政治秩序就会自然产生。无论是宪政还是专制，其核心都是权力。权力的产生、架构与运作具有非常复杂的过程，需要相应的制度支撑。自古以来，中国人擅长权力的零和博弈方式，不习惯权力的折中与妥协。因此，每逢权力变更、建立政治秩序之时，乱象丛生，直至以权力一统为结束。

　　因此，当辛亥革命把帝制推翻之后，其时的中国并没有为一种新的政治秩序的形成做好准备。社会对宪政与民主这些价值虽然有相当程度的认知，但始终未能建立起一种制度。于是，一方面，帝制因不得人心难以恢复，另一方面，由于权力和政治失序而致乱局绵延。这正像当今世界上一些国家正在出现的情况，建立一种新的政治秩序特别是民主政治秩序往往比推翻暴政困难得多，伊拉克、阿富汗还是埃及等都大抵如此。

　　兴民权革专制是辛亥革



命两大相辅相成的目标，推翻帝制只是完成这个目标的第一步。推翻帝制并不等同于推翻专制制度，帝制虽然没有了，但形形色色的专制政体仍然盘踞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革专制这个任务要成功，需以宪政政体的确立与稳固为标志。但历史已经表明，在辛亥革命之后，中国许多所谓革命的运动和意识形态，都没能走出专制的圈子。

中国专制文化要负责任　　

　　这便是今天很多人评价辛亥革命的依据所在。一方面认为其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而居功厥伟，而另一方面则由于其并没有最终建立起一个宪政制度，所以又是失败的。这种评价大体上并没有大的出入，那么问题是：为什么宪政制度最终没有建立起来，并且直到今天，中国仍在这个道路上苦苦追寻而未得？

　　鲁迅先生认为这是中国国民性的问题。他说：“最要紧的是改造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鲁迅对专制与共和的判断至今仍然深刻。这种国民性显然是由中国专制文化所熏陶出来的。中国几千年帝制的结果造就了专制的思维与文化，虽然帝制没有了，但专制文化仍然根深蒂固，这是中国国民性极难改变的主要原因。

　　柏杨先生把中国专制文化称之为酱缸文化并予以严厉批判。1981年，柏杨在美国纽约孔子大厦发表了题为“酱缸文化”的演讲。柏杨说：“由于长期的专制封建社会制度的斫丧，中国人在这个酱缸里酱得太久，我们的思想和判断，以及视野，都受酱缸的污染，跳不出酱缸的范围。年代久远下来，使我们多数人丧失了分辨是非的能力，缺乏道德的勇气，一切事情只凭情绪和直觉反应，而再不能思考。一切行为价值，都以酱缸里的道德标准和政治标准为标准。”

　　在某种意义上，文化决定论的解释是合理的。同样是黄皮肤黑头发的华人，若不在中国生活，自小也没有中国专制文化的“熏陶”，就会有不一样的价值观。骆家辉就是一例，他低调来华履新及就职演讲在中国社会引起强烈反响。有网友说：骆家辉的来到，真的让我们喜欢，和我们相同的外表，却是那么的不同行事作风，让我们眼前一亮，多希望中国官员有一天也是这个样子了。骆家辉以及其他海外土生土长的华人为什么与中国官员有不一样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原因是他们没有受到中国酱缸文化影响的缘故。

　　中国社会对辛亥革命半吊子成功反思的结果就是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一战后，国际格局的变化，外患的逼迫，“革命最终压倒启蒙”，以启蒙为己任的新文化运动半途而折。今天，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也基本上没有国家安全之虞，或许需要启动新一轮启蒙运动，改造我们的文化，以完成辛亥革命的未竟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