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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湘正的头部至今留有被打的伤痕。当事人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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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湘正满脸忧伤。

湖南农民阳湘正，今年6月进京上访，遭一群不明身份的人“绑架”，被押往河北沧州吴桥县一家砖窑厂“做黑工”———直到一个月后从“魔窟”逃出，阳湘正的遭遇及其背后的“黑砖窑”才渐被外界所知。

出逃者勾画了一个奴隶般的社会：剃成光头，穿着识别明显的统一“制服”，夜晚被锁进铁门，白天在监视下干活，不听话就打，皮带抽，电棍击，没有工钱，和狗睡在一起……

这还是一个“无声”的世界。“不断有人被送到这里，但是有规定：不准交谈，不准乱说话，不准询问对方情况，也不准打听那里(指砖厂)的情况。”

今年10月，南都记者赴河北省吴桥县调查，在当地政府、公安机关协助下，阳湘正等7人“被卖到”砖厂一事获得证实，但“黑砖窑”、“黑奴工”的说法被砖厂老板否认。

从北京到河北，从上访者到“包身工”，其背后隐藏着一条怎样的输送链条？吴桥县公安局表示，对此事立案侦查，需当事人亲自到当地报案，且需要跨地域多部门联合调查。本稿刊发前阳湘正告诉记者，已准备向吴桥县公安局报案。

露宿火车站遭掳

被两个“光头”硬塞进面包车

今年6月，一场雨后的深夜，阳湘正走出抵达终点的K 968次列车，随人流走进北京西站的那片潮热广场。

这是湖南农民阳湘正第三次进京。此前的2009年8月，阳带着一堆材料，同样是乘坐K 968次列车，但在车上被“一个陌生人”搭讪后，随即被列车乘警查扣了身份证，到京后被通知而来的邵阳市驻京办事处人员，用一辆卧铺大巴又送回了湖南省隆回县。“镇里的干部在隆回东站亲自接我。”

此后在2010年初，阳湘正再次到了北京，去过国家信访局等部门，但反映的问题被批转回家乡隆回县，“地方政府不依法办事，我到法院起诉，也一直没有结果。”

57岁的阳湘正，是邵阳市隆回县六都寨镇泌水村5组村民，为房产纠纷奔走多年，他认为村干部将其合法房产非法卖给了他人，多年来交涉无果。“县信访局等单位为了让我父亲息访，愿意对这桩房产纠纷给予补偿性赔偿，但前提是要让我父亲签下协议，不再上访，但(协议)又迟迟不能落实。”———阳湘正的儿子在一份材料中称。今年6月8日，阳湘正再次来到北京。

已是深夜10点，闷热的北京西站广场上，阳湘正找了一处地方，露天睡下。他的计划是，第二天找个旅社住下，再带材料去此行的目的地：国家信访局。

意外就在睡梦中发生。

凌晨4点半左右，地上的阳湘正被一个男人推醒，“大概50岁，比较胖，他问我是哪里人，我看他还比较面善，也不像是坏人，就跟他说话。”

“是北方口音。”阳湘正回忆，“他说他们有个厂，要招很多民工，2400块钱一个月，问我去不去？”然后指着火车西站南广场右侧一辆白色面包车，“说可以到那边去谈。”

“我也只是想去问问情况。”阳湘正说，随后他跟着那男人来到面包车旁，“刚走到车边上，就看到有两个‘光头’一前一后朝我走过来，我觉得不妙想逃走，但来不及了，他们将我抓住，硬塞到车里，两个人一边一个，把我夹在中间，然后车就开了，飞快地往前跑。”

车向北京郊外驶去。阳湘正开始还在车上挣扎，但很快就放弃了，“他们摁我的头，掐我的脖子，说不老实就揍我，我也动弹不得。在路上我就说要上厕所，他们不肯。”

挣扎中阳湘正发现，在面包车的后座还坐着一个人，40来岁，一直没讲话，“后来知道，那个人也是跟我一样，被他们抓上车的。”

砖窑厂的“新工人”

“剃光头、跟狗睡、乱说乱问就用皮带抽”

白色面包车驶出三环路后，阳湘正回忆，在一个路口，又被一伙早已等候在那里的人，塞进两个男人，“这时车上有7个人，4个被抓的，3个人贩子。”

上午10时许，车驶入河北境内的涿州，另一辆白色面包车已在那里等候。“在涿州，我们被允许下车解手，随后又被押上一辆大的白色面包车，上车后发现，里面还有3个被抓的人，一个50多岁，一个70多岁，还有一个患夜盲症的男人。”

北京的那辆面包车随即返回，“感觉他们和涿州接应的，是同一个组织的，相互配合。”此后，车上7名被抓者由4人押送，继续往南。“一路押送我们的，都是北方口音，具体河北的还是北京的，我分不出来。”阳湘正说。

此后是一段漫长的行驶。约下午2点钟，满满一车人在一阵颠簸后，停进一个有着高高烟囱的砖窑厂，那里就是这些被掳者的终点站。

一扇铁门打开，又一扇铁门打开后，7个初来乍到的“新工人”被带进一间约20平米的宿舍，“有三间房连在一起，我们7个人被关在中间的那个房，就一个用木板拼起的长通铺，条件很差，里面养着两只狗，也睡在床上，我们就跟狗睡在一起。”阳湘正说，“我在那里呆了一个月，没有洗过澡。那个日子很难过，太苦了，以前没过过那种日子。”

“在我们7个人来之前，铁门里面还关着两个人，一个50来岁，络腮胡子，听口音也是北方人。还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阳湘正说，在他们被关进去大约十多天之后，又进来两个小伙子，一个20多岁，一个30多岁，但都没有交流。

“在里面不让乱说话。”阳湘正说，虽然这些人住一个房间，睡一张通铺，但进厂后被规定：不准交谈，不准询问对方的情况，也不准打听那里(指砖厂)的情况。

“有一个监工，也就是班长，住在我们隔壁的那间房，24小时监控我们，只要发现有交头接耳乱说乱问的，就用皮带抽，用电棍打。”阳湘正说，班长叫马元叶，是河北人，不到40岁，“个子不高，很胖，他们叫他‘小胖子’。”

白天在窑厂干活的时候，马元叶总拿着一条1米多长，约2厘米宽的三角皮带监督他们，谁不听话，干活不出力，就打谁。另外还有一根类似警用的电棍，“不听话的，逃跑被抓的，就会被用电棍电击。”

为了便于管理，阳湘正说，凡被抓进去的工人，进去后都得剃光头，然后每人发一套制服：上衣为红色短袖，下身为灰色短裤，但只有一套，没有换洗的。“就像监狱里的囚服，如果有人在工地干活时想逃跑，一眼就能识别出来。”

“黑奴工”陆续出逃

“逃了5个还有4个，我不知道他们是谁”

另外也是为了与其他工人相区分。据出逃后的阳湘正介绍，砖窑厂的工人分两种：一种是“正式工”，多是从本地招来的农村人，大概有二三十人，这些人没有统一的制服，也不用剃光头，多住在自己家里，干活按劳取酬。另一种则是他这样被抓的“黑奴工”，除了在窑厂干活和吃饭，其它时间都被关在铁门里，被人看守，也没有工钱。

一天虽然有三顿饭，但多半是吃馍馍，这让南方人阳湘正很不习惯，“一日三餐，每餐发三个馍馍，吃不饱可以多领一个，吃四个，但菜都是生的，也只有黄瓜、西红柿什么的，切好放点盐就给大家吃，没有油也没有作料，没有荤菜。别的就是马铃薯，偶尔有玉米粥，吃不饱也吃不好。在被关的一个月里，我没吃过一顿米饭。”

阳湘正说，他刚进砖厂时，曾到老板那里领了50张饭票，“两块钱一张的那种，但都被马元叶拿走了，而且只发过这一次，以后老板就没给过我饭票了。”

挨饿受累，没有自由，没有报酬———逃跑，成了“黑奴工”们暗中的躁动。

首先出逃的是那个患夜盲症的男人，在一次白天干活中，他趁班长不备伺机逃走，但没跑多远就被追了回来，“被毒打了一顿，用皮带抽他，电棍击他，整夜地罚站”，但此后不久，在一个下雨的晚上，夜盲症男人成功出逃。

6月下旬，在阳湘正之后进来的两个二三十岁的小伙子，也双双出逃成功。

另外一个50多岁的男人，“那个人身强力壮，睡在我旁边，我们悄悄聊过话，只知道他姓陈，是保定人，一天晚上他趁加班也逃走了。走之前我还睡在床上，他曾拖了一下我的腿，后来想他可能是让我跟他一起逃，但当时我没能领会。”阳湘正说。

终于在7月8日的这天中午，阳湘正趁大家午休之际，从窑厂成功脱逃。“我躲在四周的棉花地里，不敢走公路，就在田里猛跑，边跑边打听火车站，跑到10公里外的吴桥县城已经是夜里，第二天上了去北京的火车。”阳湘正说，被抓进砖厂后，为防止身份证和随身携带的900块钱被搜走，他将身份证和钱一直藏匿在贴身内裤里。在他向南都记者出示的证据里，有一张7月9日早8点从吴桥到北京的K 412次硬座车票。

直到逃到吴桥县城，阳湘正通过打听才知道，关了他一个月的地方，是位于沧州市吴桥县铁城镇的城西梁村砖窑厂。

由于出逃仓促，阳湘正的行李袋还落在砖厂宿舍的床下，而他的手机在进厂之初就被一直扣押在老板那里，尽管他连老板是谁、老板的姓名都不知道。

“我逃走后，还有4个人被关在窑厂里，一个70多岁的老头，一个18岁的小伙子，一个50多岁的络腮胡子，还有一个40岁左右的人，干活很老实———在里面不让交流，这些人叫什么名、是哪里人、什么原因被抓进来的，我都不知道。”阳湘正说。

令阳湘正担忧的是，那4人当中，有两人长期被毒打，可能已经丧失了逃跑的能力。

“一个是70多岁的老头，因没力气干活，一到晚上班长就教训他，拿皮带抽他，经常被打得遍体鳞伤，还罚站，不给馍馍吃。另外那个18岁的小伙子，我们没进去之前他就已经在那了，也被打伤过，小腿的伤疤一直没好。这两个人逃出的可能性不大。”

阳湘正的头部、大腿至今也还留着在窑厂被打的伤疤，“刚出来时，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现在都没有了。”

阳湘正回忆一次被打后，“我在铁门里面大叫，说我们也是人，白天干活，晚上还要我们干活，不让睡觉，哪有力气干活，你还要打，我只好把这条老命交给你了，你要打就打死我！从那以后他再打我，就没那么凶了。”而那次在铁门里的喊叫，也被外面的“正式工”听到了，“这些村民也实在看不惯了，就过来骂马元叶，说你们把人家抓来，这样干活还这样对人家，太没人性了！”

阳湘正说，那次之后，马元叶还给他找来止痛药，让他吃了20多天。“他也是听老板的，不得已才充当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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