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评共产党 (每日更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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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评之一】评共*产*党是什么

目录：

前言

一．以暴力恐怖夺取和维持政权

二．以谎言为暴力的润滑剂

三．不断变化的立场原则

四．以党性取代和消灭人性

五．反自然和反人性的邪灵

六．邪灵附体的特征

七．反省自己摆脱中共附体

前言

五千年来，中华民族在黄河与长江所哺育的这块土地上滋长生息，历经了数十个朝代，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其间有起有落、有兴有衰，波澜壮阔、扣人心弦。

　　1840年，被史界认为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国从中古世纪走向现代化的起点。从那时候起，中华文明大概经历了四波的挑战和回应。前三波挑战，可以以1860年代初期英法联军攻入北京，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和1906年日俄在中国东北的战争为冲击兆因所形成的挑战，而中国对之的相应回应，则是器物引进（即洋务运动），制度改良(即戊戌变法和大清立宪)，以及后来的辛亥革命。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的利益未被列强考虑，当时的许多中国人认定，前三波的回应全都失败了，因此出现了五四运动，从而开始了第四波，也是最后一个层面的回应，文化层面的全盘西化，随后更开始了极端革命，即为共产主义运动。

　　本文所关注的，是中国最后一波回应的结果，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党。分析一下在经历了一百六十多年时间，付出了近亿非正常人口死亡，以及几乎所有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文明之后，中国所选择的，或者说是中国所被强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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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暴力恐怖夺取和维持政权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共*产*党宣言在最后是这样结尾的。暴力，是共*产*党取得政权的手段，也是最主要的手段，这是这个党产生之日起便被决定的第一个遗传基因。

　　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事实上是马克思死后多年才产生的。1917年十月革命的第二年，苏俄共*产*党（布）正式诞生。这个共*产*党是在对「阶级敌人」实行暴力中产生的，之后则在对自己人的暴力中维持存在。苏联共*产*党在内部整肃中，屠杀了两千多万“间谍”、“叛徒”和异己分子。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就是苏联共*产*党控制的第三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自然继承了这种暴力传统。1927年到1936年所谓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江西人口从二千多万下降到一千多万，其祸之烈，可见一斑。

　　如果说，夺取政权的战争中暴力无可避免，那么世界上从来没有象共*产*党这样的在和平时期仍然酷爱暴力的政权。1949年之后，中共暴力残害的中国人，数目竟然超过之前近三十年的战争时期。

　　在这方面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是中国共*产党所全力支持的柬埔寨红色高棉，其夺取政权后居然屠杀了柬埔寨全国四分之一的人口，包括该国的大多数华裔和华侨。并且，中共至今阻拦国际社会对红色高棉的公开审判，其目的，当然是为了继续遮掩中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和所扮演的恶劣角色。

　　必须指出的是，世界上最残暴的割据武装和残暴政权，也都和中国共*产*党有密切关系。除了红色高棉之外，印尼共*产*党，菲共、马共、越共、缅共、寮共、尼泊尔共*产*党都是中共一手支持建立，其中党的领袖许多都是华人，有些现今仍然躲藏在中国。

　　而世界上以毛主义为宗旨的共*产*党，包括南美的光明之路、日本的赤军，其残暴行径同样为世人所知所唾弃。

　　共产主义理论来源之一是进化论。共*产*党把物种竞争，推演到社会进化中的阶级斗争，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唯一动力。因此，斗争成为共*产*党获得政权以及维持生存的主要「信仰」。毛*泽*东的名言「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正是这种生存逻辑的表白。

　　和这个表白同样闻名的，是毛*泽*东的另一句话：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再来一次」。重复使用暴力，是共*产*党政权维持统治的重要手段。暴力的目的，是制造恐惧。每一次斗争运动，都是共*产*党的一次恐惧训练，让人民内心颤抖著屈服，以至成为恐惧的奴隶。

　　今天，恐怖主义变成了文明和自由世界的首号敌人。但共*产*党的暴力恐怖主义以国家为载体，规模更为巨大，持续时间更为长久，成效也更为卓著。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不能忘记，共*产*党的这一遗传在适当的时候一定会对共*产*党未来走向起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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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谎言为暴力的润滑剂

衡量人类文明程度的其中一个标志，是暴力在制度中所发挥作用的比例。共产政权社会，显然是人类文明的一次大倒退。然而，共*产*党居然成功地一度令世人以为是进步。这些人认为，暴力的使用，是这种社会进步所必需而且必然的过程。

这不能不说是共*产*党对谎言欺骗运用得举世无双的结果。因此，欺骗和谎言，是共*产*党的另一遗传基因。

「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

这是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1947年7月4日发表的社论，仅仅三年之后，中共便派兵在北韩和美国兵戎相见，并把美国人描绘成世界上最邪恶的帝国主义分子。每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人，看到这篇五十多年前的中共社论，都会感到无比的惊讶，以至于中共需要查禁重新出版类似文章的有关书籍。

中共建政后，肃反、公私合营、反右、文革、六*四、镇压法*轮*功，每次都采用了相同的手段。其中最著名的，是五七年中共号召知识分子给中共提意见，然后按图索骥捉拿「右派」，当被人指为阴谋的时候，毛*泽*东公开表示：那不是阴谋，而是「阳谋」。

谎言和欺骗，在这些夺权和保权过程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信仰之一是历史。中国是世界上信史最长也最完整的国家，盖中国人要依据历史来判断现实，甚至从中达致个人精神的升华。因此，隐瞒和篡改历史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统治手段。从早至春秋战国，晚至文革历史全面加以隐瞒、篡改和改述，五十多年来从未间断，并且对所有还历史本来面目的试图，都无情地予以封锁和灭杀。

当暴力不足而需要加以掩盖修饰的时候，欺骗和谎言便登场了。谎言是暴力的另一面，也是暴力的润滑剂。

应该承认，这并不是共*产*党的发明创造，只不过共*产*党是把古已有之的流氓行径堂而皇之地加以使用而已。中国共*产*党承诺给农民土地、承诺给工人工厂、承诺给知识分子自由和民主、承诺和平，如今无一兑现。一代被骗的中国人死去了，另一代中国人继续对中共谎言著迷，这是中国人最大的悲哀，也是中华民族的大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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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断变化的立场原则

在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电视辩论的时候，其中一位候选人说，人可以经常改变他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但不能总是转变他看问题的原则，否则这个人便不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这句话深具启发性。

　　共*产*党正是一个典型。以中国共*产*党为例，建党八十年来的十六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竟对其党章修改了十六次，而夺取政权之后的五十年，对中国宪法大改了五次。

　　共*产*党的理想是社会公平，其极至是实现共产主义。但今天，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国家，而党国大员在八亿贫困人口的基础上，成为了腰缠万贯的大亨。

　　中共的思想，从最早的马列主义，加上了毛思想，再加上邓理论，最后又有三代表。其中，马列毛的主义和思想，和邓理论及江代表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其背道而驰以至相差万里，也居然可以被中共摆在同一张神台上加以膜拜，实在是古今一大奇观。

　　共*产*党从没有祖国，建立全球大同，到今天的极端民族主义；从剥夺所有私有财产，打倒一切剥削阶级，到今天的吸引资本家入党，其基本原则南辕北辙自不必说。在其发迹和维持政权历史上，昨天坚持的原则今天放弃，而明天又再改变的事情比比皆是。但无论如何改变，共*产*党的目标明确，那就是夺取和维持政权，以及享受社会权力的绝对垄断。

　　中共历史上的所谓十多次「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说穿了，无非是改变其立场和原则时候的内部倾轧而已。

　　需要说明的是，每次立场和原则发生改变，都是因为中共的合法性和生存碰到了无法回避的危机而引起。国共合作，亲美外交，改革开放，推动民族主义，无一不是如此，但每次妥协都是为了对权力的夺取或者稳固。每一次的镇压--平反的周期循环，也莫不由此而发生。

　　西谚有云：真理需要坚持，而谎言永远变化。智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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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党性取代和消灭人性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列宁式的政党。在中共建党开始，便确立了建党的三大路线，即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若以通俗的语言来描述这三大路线，思想路线是共*产*党的哲学基础，政治路线即确立目标，然后以严厉的组织形式来实现这一目标。

　　共*产*党员以及共产社会的人民首先被要求的，是绝对的服从，这是所谓组织路线的全部内容。

　　在中国，人们了解共*产*党员普遍的双重人格特征。在私下场合，共*产*党员多具有普通的人性，具有一般人的喜怒哀乐，也有普通世人的优点和缺点，他们或许是父亲，或许是丈夫，或许是好朋友，但凌驾在这些人性之上的，则是共*产*党最为强调的党性。而党性，按照共*产*党的要求，永远超越普遍人性而存在。人性当成相对的，可变的，而党性则是绝对的，不可被怀疑和挑战的。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父子相残，夫妻互斗，母女告发和师生反目的事情普遍存在，那是党性在起作用。早期，中共高级干部的家人被划为阶级敌人被镇压，中共干部无法相救的事例更多，同样是党性的作用。

　　这种党性，是共*产*党组织长期训练的结果。这种训练，是从幼儿园开始的。在幼儿教育中，所给出的标准答案虽然不合常识和儿童人性，但却是获得成绩的标准。中小学乃至大学的政治教育中，学生学到的，是必须遵从党所给出的标准答案，否则无法合格和毕业。

　　一个党员，无论他在私下对你表达了怎样的意见，但一旦作为党员表态时，必然要和「组织」保持一致。这个组织由下至上，最后统一到这个庞大集团金字塔的最高一点，这是共*产*党政权的最重要的结构特征，绝对服从。

　　在今天，中共已经完全蜕变成为维护自身利益的政治集团，或已不再有共产主义的追求目标，但组织原则没有变化，绝对服从的党性要求没有发生变化。这个党，以凌驾所有人类和人性的方式存在，一切危害或者被认为可能危害到党的组织或者领导人，都会立即被加以清除，无论这个人是普通百姓还是中共的高级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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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反自然和反人性的邪灵

天地万物都有其生成衰亡的生命过程。

　　和共*产*党政权不同，所有的非共*产*党政权社会，无论其如何专制和极权，社会都有一部分自发组织和自主成份。中国古代社会，实际上是一个二元的结构，农村以宗族为中心自发组织，城镇以行会为中心自发组织；而自上而下的政府机构，只管理县级以上的政府事务。

　　现代除共*产*党以外的最严酷的极权社会如纳粹德国，仍然保持了私有产权和私有财产。共*产*党政权中，所有这些自发组织和自主成份被彻底消除，取而代之的彻底的自上而下的集权结构。

　　如果说前一种社会形态是一种由下至上的，自然发生成长的社会状态，那么共*产*党政权则是一种反自然的社会状态。

　　在共*产*党那里，没有普遍的人性标准，善良和贪恶、法律和原则变成随意移动的标准。不能杀人，但党认定的敌人除外；孝敬父母，但阶级敌人父母除外；仁义礼智信，但党不想或不愿意的时候除外。普遍人性被彻底颠覆，所以共*产*党也是反人性的。

　　所有的非共社会，大多承认人性善恶同在的现实，然后以固定的契约来达致社会平衡。共产社会不承认人性，既不承认人性中的善良，也不承认人性的贪恶。铲除这些善恶观念，按照马克思的话说，是彻底颠覆旧世界的上层建筑。

　　共*产*党不信神，也不尊重自然万物，「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战天斗地，残民以逞。

　　中国人讲天人合一，按照老子的说法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和自然是一个连续的宇宙状态。

　　共*产*党也是一种生命，但其反自然、反天、反地、反人，是一种反宇宙的邪恶生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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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邪灵附体的特征

共*产*党组织本身并不从事生产和发明创造，一旦取得政权，便附著在国家人民身上，操纵和控制人民，控制著社会的最小单位以保护权力不致丧失，同时垄断著社会财富的最初期来源，以吸取社会财富资源。

　　在中国，党组织无所不在，无所不管，但人们从来看不到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财政预算，只有国家的预算，地方政府的预算，企业的预算。无论是中央政府一直到农村的村委会，行政官员永远低于党的官员，政府听命于同级党组织。党的开销支出，均由行政部门开销中付出，并不单列开支。

　　这个党组织，就像一个巨大的邪灵附体，如影随形般附著在中国社会的每一个单元细胞上，以他细致入微的吸血管道，深入社会的每一条毛细血管和每一个单元细胞，控制和操纵著社会。

　　这种古怪的附体结构，在人类历史上，有时候在社会局部出现，有时候在整个社会短暂出现，却从来没有象共*产*党社会这样彻底、长久而且稳定持续。

　　所以，中国农民才会如此贫穷辛苦，因为他们不但要负担传统的国家官员，还要负担和行政官员同样人数甚至更多的附体官员。

　　所以，中国的工人才会如此大规模下岗，因为那些无所不在的吸血管道，多年来就一直在吸取企业的资金。

　　所以，中国知识分子才会发现自由是如此的困难，因为除了主管的行政机构外，还有那个无所不在却又无所事事而专门监视著他们的影子。

　　附体，需要绝对控制被附体者的精神以获得维持自身存在的能量。

　　现代政治学一般认为，社会权力有三个来源，即暴力、财富和知识。共*产*党以垄断和肆意使用暴力，剥夺人民财产，以及最重要的，剥夺言论和新闻自由，剥夺人民的自由精神和意志，来达到其绝对控制社会权力的目标。以此而论，中共这一附体对社会的严密控制，可以说是古中今外无出其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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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反省自己摆脱中共附体

马克思在共*产*党的第一份纲领文件《共*产*党宣言》中这样宣布：1848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一百年后，共产主义已经不仅仅是幽灵，而是真正具有了具体的物质实相。这个幽灵，在上个世纪的一百年中，像传染病般在全世界泛滥展开，屠杀了数以千万人的性命，剥夺了亿万人的个人财产甚至他们原本自由的精神和灵魂。

　　共*产*党的初始原则，是剥夺所有的私有财产，进而消灭所有「剥削阶级」。属于个人的私有财产，是民众所有社会权利的基础，很多时候，也是民族文化载体的重要部分。被剥夺了私有财产的人民，也必然被剥夺精神和意志的自由，进而最后丧失争取社会和政治权利的自由。

　　中国共*产*党因为自身生存危机，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经济改革，把人民财产权利部分归还，也把共*产*党政权这个庞大而精密的控制机器，捅破了最初的一个窟窿，这个窟窿，到今天越来越大，发展成为全体共*产*党官员发疯般为自己聚敛财富。

　　这个以暴力和谎言，不断变换自己外表形象的附体邪灵，近年来败象尽显，已经到了惊弓之鸟、风声鹤唳的程度，其以更加疯狂聚敛财富和控制权力来试图自救，但却更进一步加剧了其危机的到来。

　　现今的中国，貌似繁荣，但社会危机已经积累到了空前的地步。按照中共的习性，或许将再一次施展其过去的伎俩，这包括再次做出某种程度的妥协，对六*四事件当事人或者法*轮*功等平反，又或者制造出「一小撮」敌人，以继续供其展示暴力恐怖力量。

　　中华民族在一百多年来所面临的挑战中，从器物引进、制度改良到最后的极端激烈革命，付出了无数生命，丧失了绝大部分民族文明传统，现在证明仍然是一个失败的回应。在全民的仇恨、愤懑中，一个邪灵乘虚而入，最终控制了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仍然继承古老文明的民族。

　　在未来的危机中，中国人无可避免地需要再次进行选择。但无论如何选择，中国人都必须清醒，任何对这个现存的邪灵附体的幻想，都是对中华民族灾难的推波助澜，都是向附在身上的邪恶生命输注能量。

　　唯有放弃所有幻想，彻底反省自己，而坚决不被仇恨和贪婪欲望所左右，才有可能彻底摆脱这一长达五十多年的附体梦魇，以自由民族之身，重建以尊重人性和具有普遍关爱为基础的中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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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评之二】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起家的

目录：

前言

一.共*产*党起家是其积中外邪恶之大全的过程

二.中国共*产*党不光彩的起家史

三.党邪恶基因的表现

结语

前言

按《说文解字》，“黨”意即“尚黑”。“党”，“党人”，在汉语中含有贬义。孔子曰：“吾闻君子不党”，《论语》中注释为：“相助匿非曰党。”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小集团，往往被称为“朋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不好的概念，与“狐朋狗党”同义，“结党”和“营私”连在一起。

　　为什么在近代中国出现了一个共*产*党，并且成了气候还夺取了政权？中国共*产*党不断给中国人民灌输：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人民选择了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是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还是共*产*党结党营私，逼迫中国人民接受？我们只能从历史中找答案。

　　从满清后期到民国初期，中华古国经历著巨大的外来冲击和内在变革，社会处于混乱和痛苦之中。其间许多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满怀救国救世之心。但是在国难和混乱中，他们的忧患意识，由失望变成了完全的绝望。有病乱求医，他们到中国以外寻找灵丹妙药，英国式的不行就换法国式的，法国式的不行再换俄国式的，不惜下猛药烈药，恨不得一日即能振兴中国。

　　五四运动就是这种绝望的充份表现，有人主张无政府主义，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有人主张引进洋文化，总之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反对中庸之道，急于走捷径，主张砸烂一切。他们中的激进分子，一方面报国无门，一方面对自己的理想和意志深信不疑，认为现实世界无可救药，只有自己找到了历史发展机关，对革命和暴力报以巨大热情。

　　不同的机遇让不同的人找到了不同的理论、学说、路线。终于有一组人，他们碰上了从苏俄来的共*产*党联络人，“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马列思想迎合了他们的焦躁情绪，符合他们救国救民的愿望，一拍即合。他们把一个完全陌生的异国思想，引入了中华。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共有13人，后来死的死，逃的逃，有人投靠日本人做了汉奸，有的脱党投靠了国*民*党，成了叛徒或机会主义分子，到1949年中共掌权时，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还留在共*产*党里。不知这些中共建党人当时有没有想到，他们从俄国请来的这个“神灵”却是一个邪灵，他们找来的这剂强国之药却是一付烈性毒药。

　　当时革命成功不久的苏俄共*产*党政权，已对中国抱有野心。1920年，苏俄成立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中国等国共*产*党建立工作，主管为舒米亚茨基，维经斯基做副手，和陈独秀等人开始筹建中国共*产*党。1921年六月他们向共产国际提交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计划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1921年7月23日，在尼科尔斯基和马林的组织下，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从此，共产主义运动被实验性的引进中国，党的生命大于一切、征服一切，开始给中国带来一场无休止的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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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产*党起家是其积中外邪恶之大全的过程

一.起家是其积中外邪恶之大全的过程

在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要移植进来一个与中国传统格格不入的共*产*党，引入一个外来邪灵，实在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中共用共产主义的大同思想欺骗民众和爱国无门的知识分子，又进一步歪曲已被列宁严重歪曲了的共产主义理论，为中共摧毁一切不利于它的统治的传统和价值，消灭一切不利于它统治的社会阶层和人士作依据。中共拿来了工业革命对信仰的摧毁，又拿来了共产主义更彻底的无神论。中共拿来了共产主义对私有制的否定，又拿来了列宁的暴力革命理论。与此同时中共又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帝王制的最坏部分。

　　中共的起家历史，是一个逐步完成其积中外邪恶之大全的过程，中共完善着它“中国特色”的九大基因：“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这些基因承传不断，手段和恶性程度在危机中进一步得到强化和发展。

　　(一)基因之一：邪－披上马列主义的邪皮

　　马克思主义当初吸引中国共*产*党人的是“暴力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这正是马列根本之邪。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其实是狭隘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剩余价值的经济学，在早期资本主义还不发达时，片面短视的预言资本主义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已经被历史和现实所否定。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强权政治和无产阶级主宰论。《共*产*党宣言》以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阐述了共*产*党的历史观及哲学观。无产者以打破已有的传统道德和社会关系、夺取政权为斗争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把共产主义放在与一切传统对立的位置。

　　人类天性对暴力是普遍排斥的，暴力之中人变得暴虐，共*产*党的暴力学说从本性上被人类的共性所否定。于任何先前的思想、哲学、传统都查不到实质上的渊源关系，是天地间凭空掉下来一个莫名的恐怖体系。

　　这种邪恶观念的前提是“人定胜天”，人为的改造世界。共*产*党用“解放全人类”、“世界大同”的理想吸引过不少人，一些具有忧患意识而又渴望干一番事业的人，最容易被共*产*党蒙骗。他们忘记苍天在上，在建立“人间天堂”的美丽谎言中，在建功立业的征战中，他们蔑视传统，将他人的生命看轻，也把自己的生命变得轻于鸿毛。

　　人造的“共产主义世界”被奉为真理，“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共*产*党用这种绝对、荒诞的理念去斩断人和上天的渊源关系，斩断他们和祖宗、民族传统的血脉，召*唤他们为共产主义献身，加持共*产*党的虐杀能量。

　　(二)基因之二：骗－邪恶要装正神，就要行骗

　　邪一定要骗。共*产*党要利用工人阶级，封他们为“最先进的阶级”，“大公无私”，“领导阶级”，“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等；共*产*党要利用农民，称赞他们“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许诺“耕者有其田”；共*产*党需要资产阶级的帮助，于是封之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同路人”，许诺以 “民主共和”；共*产*党快要被国*民*党彻底剿灭了，于是大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承诺服从国*民*党的领导。抗日战争一完，便大打出手，推翻了国*民*党政权，建国后很快消灭了资产阶级，最后把工农变成了彻底的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

　　统战是党骗的典型一招。为了打赢内战，共*产*党一度改变过去一定要杀死地主、富农全家的做法，对地主、富农这样一些阶级敌人，采取了“临时性的统一战线政策”。1947年7月20日，毛*泽*东指示说：“除少数反动分子外，应对整个地主阶级取缓和态度。……借以减少敌对分子”。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地主富农仍没有逃脱群体灭绝的命运。

　　说一套做一套。党要利用民主党派时，其口号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真正任何不同意、不符合它思想、言行和组织的，都要加以消灭。马克思、列宁和中共领导人都说过，共*产*党的政权不能与人共享，共产主义一开始便直截了当的带著独裁主义先天基因。它的专制排他性，无论是夺取政权还是掌握政权的时期，共*产*党从来没有和其他政党和团体真诚相处过，所谓宽松时期也至多是“花瓶”待遇。

　　历史的教训是：共*产*党的任何承诺都不能相信，任何保证都不会兑现。谁在什么问题上相信了共*产*党，就会在什么问题上送掉小命。

　　(三)基因之三：煽－善于制造仇恨，挑起一部份人斗另一部份人

　　骗为了煽。斗争一定要有仇恨，没有仇恨可以制造仇恨。中国农村有一套根深蒂固的土地宗族制度，是共*产*党建立政权的根本障碍。农村社会本来是和谐的，土地所有和租用关系不是绝对对立的关系。地主养活农民，农民养活地主。这种在一定程度上互相依存的关系，被共*产*党改变成阶级对立、阶级剥削的关系，变和谐为敌对、为仇恨、为斗争，变合理为不合理，变有序为混乱，变共和为专制，主张剥夺，谋财害命，杀地主富农本人，杀地主富农家人，杀地主富农家族。不少农民不肯强夺他人的财产，白天拿了，晚上又送回地主家去，被工作队知道了骂作阶级觉悟不高。白毛女本来是仙姑，不是被压迫的故事，被部队文工干事改编成话剧、歌剧、芭蕾舞来煽动阶级仇恨。日本侵略中国，共*产*党不抗日，还攻击国*民*党政府卖国不抗日，甚至国难当头还煽动人们反对国民政府。

　　挑起一部份人仇恨和格杀另一部份人的手法是共*产*党运动的经典手段，“95%：5%”的阶级划分公式因此而来。共*产*党后来的系列政治运动充份运用、不断发展了这一手法。划进95%则安全无事，掉进5%则成为被斗争的敌人，争取能站进95%的行列成为大多数人在恐惧中的自我保护方法，落井下石也由此蔚然成风。

　　(四)基因之四：痞－流氓痞子组成基本队伍

　　痞是邪的基础，邪就得用痞。共产革命是痞子流氓起义，经典的“巴黎公社”纯粹是社会流氓的杀人放火打砸抢。连马克思也看不起流氓无产阶级，他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份，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农民天生的分散性与愚昧性，甚至不够格称作阶级。

　　中国共*产*党从恶的方面发展马克思的东西，毛*泽*东说“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流氓无产者加持了中共的暴烈，建立了早期农村苏维埃政权。“革命”，这个被共*产*党的话语系统灌注了正面意义的辞语，实在是所有善良人的恐惧和灾难，是取“命”来的。文革时讨论流氓无产者，共*产*党认为自己被叫做“流氓”不好听，缩写为“无产者”。

　　痞的另一个表现是耍无赖，被人称为独裁时摆出一副恶霸嘴脸：“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施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

　　(五)基因之五：间－渗透，离间，瓦解，取代

在解放战争期间，中共情报战线直达蒋介石身边，国防部作战次长、掌握国*民*党调动军队大权的刘斐中将竟是中共地下党。在被调动的军队自己还不知道时，延安就已经得到情报，并据此而拟好作战计划。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和亲信随从熊向晖，将胡宗南大军进攻延安的计划通报周恩来，以致胡宗南打进延安时，得到的才是一座空城。周恩来曾经说：“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军长，毛主席就已经看到了”。

　　(六)基因之六：抢－巧取豪夺成为新秩序

　　中共的一切都是抢来的。拉起红军搞武装割据，军火弹药、吃饭穿衣需要钱，而“筹款”的形式是打土豪抢银洋，与土匪没有区别。李先念的红军在鄂西一带绑票县城里的首富人家，不是绑一个，而是家族中每富裕家庭绑一个，叫“绑活票”。“绑活票”不“撕票”，即不杀人质，留下活口，目的是要家里人一坛一坛不断送大银元去供养红军。直到喂饱了红军，或是家破人亡，无油水可榨，才把奄奄一息的人质放回。有人因此被惊吓折磨致死。

　　“打土豪，分田地”又把巧取豪夺推广到社会，代替传统成为新的秩序。共*产*党大恶小恶都要做，大善小善都不积。什么人都给点小恩小惠，为的是挑动一部份人斗另一部份人。于是积善重德被搞掉了，只要会杀人就行。“共产大同”实际成了对暴力豪夺的认同。

　　(七)基因之七：斗－摧毁传统宗法秩序和国家制度

　　骗、煽、痞、间均为了抢、斗。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共产革命决不是无组织的打砸抢，党说“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指明要摧毁乡村的传统制度和习惯。

　　共*产*党的斗还包括武斗、武装斗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夺取政权时要斗，若干年后的文革中，同样的斗争基因又被用于教育下一代。

　　(八)基因之八：灭－创造了完整的群体灭绝理论系统

　　共*产*党做的许多事都很绝。其许诺知识分子以人间天堂，而后来把他们打成“右派”、改造成“臭老九”。其对地主资本家财产的剥夺，对地主富农阶级的消灭，对乡村秩序的摧毁，对地方政权的攫取，对有钱人的绑票勒索，对战俘的思想和灵魂洗脑，对工商资产阶级的改造，对国*民*党的渗透和瓦解，对共产国际的分裂和背叛，对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清洗，对党内的高压政治，做的事都很绝。

　　这一切，无不建立在它的群体灭绝理论基础之上，历次运动无一不是恐怖主义的群体灭绝运动。共*产*党从早期就开始不断创造完整的群体灭绝理论系统，由共*产*党的阶级论，革命论，斗争论，暴力论，专政论，运动论，政党论等等组成，全是各种各样群体灭绝实践经验之总汇。

　　中共最大特色的群体灭绝是从思想上和人性良知上的灭绝，这是符合其集团根本利益的恐惧统治方法。你反对它，它要消灭你，你拥护他，它也可能要消灭你。它认为需要消灭的就要消灭，以至造成每个人都有危机感，都惧怕共*产*党。

　　(九)基因之九：控─用党性控制全党，再教化到全民和全社会

　　所有的基因都为著同一个目的：恐惧型的高压控制。共*产*党的邪恶，使它成为所有社会力量的天敌。从成立之日起，共*产*党就在一个接一个的危机中挣扎，其最大危机一直是生存危机，存在就是恐惧，永恒的危机感。危机中的恐惧成了共*产*党最高利益所在--艰难维持党的集团存在和权力。共*产*党常不得不以表面的更坏补充著它力量的不足。党的利益不是个体党员利益，也不是所有个体利益的总和。它是共*产*党集团的利益，高于个人的一切。

　　“党性”是党这个邪灵最厉害的本质之一，具有无限扩展，吞噬人性，把人变成非人的强制能力。周恩来和孙炳文是同志，孙炳文死后，其女儿孙维世被周恩来认作乾女儿。文革中孙维世挨整，孙维世的家人在她死后发现她头上被钉进了一个大长钉子，可是在孙维世的逮捕书上签字同意的却是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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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共*产*党不光彩的起家史

　　
中国共*产*党说自己的历史是“从胜利不断走向胜利”的光辉历史，往自己脸上贴金是为了赋予共*产*党政权合法性。事实上，共*产*党的发家史一点也不光彩。它只有靠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的九大基因，才最终夺取了政权。

　　(一)中共成立－吸苏共的奶水长大

　　中共教育人民，“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实，中共成立之初，是苏俄的亚洲中国支部，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卖国政党。

　　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没有钱，没有理论和实践，更没有主心骨，加入共产国际是对暴力革命的参与和依附，中国暴力革命和马克思、列宁阶段的暴力革命一脉相承。共产国际是全球颠覆各国政权的总指挥部，中共那时是共产国际的东方支部，执行苏俄红色帝国主义的东方路线。中共仰仗苏共成熟的暴力夺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政治、思想、和组织路线都听命于苏共，照抄外来非法组织的地下秘密生存方式，实行严密监视控制。苏共是中共的主心骨和靠山。

　　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是由共产国际主持制定的，宣言依据的是马列主义、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建党学说，以苏共党纲作为重要依据。中共党的灵魂是苏共式的外来品。中共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曾经有不同意见，马林带一封信给陈说，如果你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一定要听第三国际的命令。虽然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教父，也只好听从共产国际教廷的命令，隶属和屈从苏俄。

　　陈独秀在1923年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公开承认，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一年来，共产国际在中国用款20余万，而中共成绩不佳，共产国际责备中国同志太不努力。

　　据中共解密文件不完全统计，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收入16，655元；1924年1500美元和32，927.17元；1927年为 187，674元，每月共产国际给费用平均在2万元左右。中共现在的拉关系、走后门、迎合、买通、甚至威胁等方法在早期已经使用。共产国际主管曾严厉批评中共中央不断要钱的作法，“他们利用经费来源不同（国际联络局、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军事组织）这一情况，得以弄到这些经费，因为这一个来源不知道另一个来源已经拨出。......有趣的是，前来的同志总是不仅十分清楚地了解俄国同志的情绪，而且甚至了解应该怎样区别对待与这项或那项拨款相关的某位同志。而一旦多数同志相信不能通过正式途径弄到，就开始逃避事务性的会见。然后采取最粗暴的敲诈手段，如散布谣言，说甚么基层工作人员似乎责备苏联，把钱给了军阀，而不给中央。”

　　(二)第一次国共合作－附体挖心，破坏北伐

　　中共一直教育人民，蒋介石背叛了国民革命，共*产*党被迫武装起义。

　　实际上，共*产*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为了附体于国民革命发展自己，并且在行动中急于夺权发动苏维埃革命，破坏和背叛了国民革命。

　　1922年7月中共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因为急于夺取政权，反对与国*民*党联合的意见主导了大会。但是太上皇共产国际推翻决议，指令中共加入国*民*党。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孙中山去世以前已经提出领导权问题。如果孙中山没有去世，中共夺权针对的就不是蒋介石了。

　　靠了苏俄撑腰，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大肆抓权：谭平山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冯菊坡担任工人部长全权处理事务的部秘书，林祖涵担任农民部长，彭湃在农民部担任部秘书，毛*泽*东担任国*民*党宣传部代部长。军校、军队领导权向来是共*产*党关注的焦点：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张申府担任副主任。周恩来还兼军法处处长，到处安插苏俄军事顾问。不少共*产*党人担任国*民*党军校政治教官和教职人员，担任国民革命军的各级党代表，并规定没有党代表的附属签名，一切命令均不生效。这样附体国民革命的结果，使得中共由1925年的不满千人，爆增至1928年的三万人。

　　北伐革命始于1926年2月。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进行了三次武装暴动，最后进攻北阀军师部，被北阀军解除了武装。广东的总罢工纠察队每天都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这样的骚扰直接导致了“四?一二”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大清洗。

　　1927年8月，国民革命军内的共*产*党借机发动南昌暴动，被很快镇压下去。9月发动了攻打长沙的秋收起义，也被镇压下去；共*产*党开始实行“党的支部建立在连上”的网络式控制，流窜到井冈山地区，建立农村局部政权。

　　(三)湖南农民暴动－发动痞子造反

　　北伐期间，国民革命军在征战军阀，共*产*党在农村造反夺权。

　　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也是流氓起义，与首场著名的共产革命巴黎公社流氓起义互相佐证。法国人民和当时在巴黎的外国人都亲自见证，巴黎公社社员是毫无理想、破坏成性的一群流寇，住高楼大厦，吃美味珍馐，只知眼前快乐，不知有死。巴黎公社暴乱期间，他们实行报禁；把给国王宣讲的达尔布瓦大主教抓作人质枪毙，暴杀教士六十四人；纵火焚烧宫殿；官署民宅，纪功碑，铭勋柱，无不摧残槌碎以为快事。法国首都富丽甲天下，欧洲无人可比，楼台化为灰土，民众惨成枯骨。凶残惨酷之祸，古今罕有也。

　　毛*泽*东承认，“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在革命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是革命的需要，”革命建立了恐怖秩序。

　　(四)北上抗日－失败逃亡

　　中共把“长征”说成是北上抗日，把“长征”炒成了中国革命的神话：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以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

　　北上抗日是中共掩盖失败的一个无耻谎言，史实是1933年10月至1934年1月共*产*党的第五次反围剿遭到惨败，中共农村政权相继丧失，根据地日益缩小，中央红军被迫逃亡。这才是“长征”的起因。

　　向西突围，曲线接近外蒙和苏联是真正的长征路线意图。当时中共步履维艰，西进靠近外蒙，不至腹背受敌遭聚歼，兵败则进入苏联。选择走山西和绥远，一方面可以高举抗日大旗争得民心，另一方面是这一带安全，没有日本人，日军侵占的是长城一线。一年后共*产*党长征逃亡到陕北时，中央红军主力由八万多人减至六千人。

　　(五)西安事变－成功用间，二次附体

　　西安事变，指发生于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的兵变。

　　按照中共的教科书，西安事变是张、杨逼蒋抗日的“兵谏”，邀请中共代表周恩来赴西安商讨事变善后事宜，在全国各界的调停下，事变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成为扭转中国危局的关键。中共把自己描绘成一个顾全大局、爱国抗日的红脸。

　　越来越多的资料揭示出，西安事变前夕杨虎城、张学良身边已聚集了许多共*产*党的特务。地下党员刘鼎，经宋庆龄介绍到张学良身边。西安事变发生后，毛*泽*东表扬说：“西安事变，刘鼎是有功的。”而杨虎城的身边，夫人谢葆真直接就是共*产*党，在杨的军政治部工作，她是在1928年1月，经中共党组织批准和杨虎城结婚的。后来官至外交部副部长的共*产*党人王炳南，当时是杨公馆的座上客。正是他们这些杨、张周围的许多共*产*党直接策反了这次兵变。

　　事变之初，中共的领导人很想杀掉蒋介石，以报围剿之仇。当时中共在陕北力量已经很弱小，处于一役就可能被彻底消灭的困境，中共尽其煽、骗之能事，策动张、杨兵变。斯大林出于牵制日本避免其攻打苏联的需要，亲自写信给中共中央，指令不杀蒋介石，要二次国共合作。毛*泽*东和周恩来也看到，凭当时中共的力量绝对不可能吃掉国*民*党，杀了蒋介石，共*产*党更可能被赶来报仇围剿的国*民*党军队所消灭。中共立刻改变腔调，以联合抗日为名，迫使蒋介石接受二次国共合作。

　　共*产*党策动兵变在先，把蒋介石置于屠刀之下，却又转过身来唱红脸，逼著蒋介石答应再次接纳共*产*党。中共不仅躲过灭顶之灾，而且得以二次附体国民政府，红军变成了八路军，再次发展壮大。中共之狡诈欺骗，不可不称高手。

　　(六)抗日战争－借刀杀人，扩大自己

　　抗日战争爆发时国*民*党有一百七十余万军队，十一万吨排水量的军舰，各种飞机约六百架。共*产*党加上1937年11月改编的新四军，总数仍没超过七万人，内部还争权分裂，已弱小到只需一战便可根除的程度。中共知道，如果把队伍拉出去跟日本人打仗，一个日军师团也打不过。中共的眼里，领导权而不是民族存亡，才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于是策划了“在联蒋过程中必须为争取领导权而斗争，但这只能在党内讲，并在实际工作中实现”的方针。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所为是和日本侵略者互相配合、并肩作战。在满洲事变宣言中，中共号召全中国人民“在国*民*党的统治区域，工人罢工，农民骚动，学生罢课，贫民罢业，士兵哗变”，推翻中国政府。

　　共*产*党高举抗日大旗，却只在后方收编地方军和游击队，除了平型关等几个屈指可数的对日战斗外，共*产*党无抗日战绩可言，只是在忙于扩大地盘，在日本投降时抢著受降日军，把自己扩充成号称拥有九十余万正规军和两百万民兵的强大力量。抗日的正面战场则全留给了国*民*党军队，国*民*党战死疆场的将军二百多人，共*产*党的指挥官几乎毫无损失。中共教科书一再告诉人民，国*民*党不抗日，是共*产*党领导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七)延安整风－开创闻风丧胆的整人模式

　　用抗日的名义吸引了无数爱国青年来到延安，在延安用整风迫害了成千上万的革命青年。中共在建国以后把延安描绘成“革命圣地”，却不讲延安整风的罪恶。

　　延安整风运动是人中最恐怖、最黑暗、最残暴的权力游戏。以整肃小资产阶级毒素的名义，党清洗着人的文明、独立、自由、容忍、尊严等价值。整风的第一步，是建立每个同志的人事档案，包括(1)自我概述，(2)政治文化年谱，(3)家庭成份与社会关系，(4)个人自传与思想变化，(5)党性检讨。

　　在档案中要交代你出生以后所有认识的人，发生的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反复地写。发现有遗漏，就定成问题人物；还要交代参加过的所有社会活动，特别是入党的经过。重点交代参加活动过程的所思所想。最关键的是党性检讨，主要了解在思想意识上，言论上，工作态度上，日常生活上，待人接物上，是否有反党性的行为。以思想意识为例，要检查入党、入伍后是否计较个人利益，是否借党的工作达到私人的目的。对革命前途是否动摇过，或者战斗怕死，想家想老婆。因为没有客观标准，每个人都被发现有问题。

　　审查干部使用逼供信，清理内奸，必然产生无数冤假错案。整风时代的延安，被称作是一座人性的炼狱，伤害了大批干部。抗日军政大学进驻了审干工作组，两个月的赤色恐怖，即席坦白，示范坦白，集体劝说，五分钟劝说，个别谈话，大会报告，抓水萝卜(外红内白)。照像，是把人一批一批弄上台让大家看。面不改色者，就没有问题，否则就是嫌疑分子，审查对象。

　　连共产国际的代表都受不了，说延安的情形令人丧气，人们不敢与他人交往，各怀鬼胎，人人流露出紧张和恐惧，每人都不敢为真理及为被诽谤中伤的朋友辩护，只求保住自己的性命，恶棍因阿谀平步青云，侮辱同志、自我羞辱成为延安生活的特性。人们快疯了，大家都但求保住生命和饭碗，荣辱尊严、同志间的爱都被抛弃得一乾二净。人们不再表达自己的意见，而是背诵党领袖的文章。这一套做法几乎不做任何改动，就可作为共*产*党中国成立后大小运动的写照。

　　(八)三年内战－卖国夺权

　　俄国的二月革命是一个温和的资产阶级革命，沙皇也以国家民族为重，退位而不是反抗到底。列宁急忙从德国赶回俄国，又搞了一次政变，把推翻沙皇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们杀害，搞起共产革命来，把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扼杀了。中共和列宁一样，把国民革命的胜利果实摘取了，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发动了推翻国*民*党政府的“解放”战争，把中国再次推入战争灾难。

　　中共以人海战术著称。辽沈、平津、淮海战役用的是人肉作炮灰的最原始、最野蛮、最不人道的战术。围困长春的时候，为了消耗长春城内的粮食供应，解放军奉命不许老百姓出逃。结果打长春兵困两个月，活生生饿死冻死阵地前城门外逃难的国民近二十万人而不肯网开一面，事后完全没有一丝愧疚，说“解放长春兵不血刃”。

　　1947年至1948年，中共先后与苏联签订《哈尔滨协定》和《莫斯科协定》，出卖祖国权益和东北资源，换取苏联在外交和军事上全面支持中共。双方协定苏共经常供应50架飞机补充中共，将收缴的日本武器分两期全部给予中共，苏方控制的东北的弹药、军用物资平价售给中共。国*民*党一旦对东北发动两栖登陆攻势，苏共秘密协助中共军队作战。苏联协助中共夺取新疆控制权；建立苏中联合空军力量；装备中共11个师。把美国援助苏联的130亿美元的武器的三分之一运入东北。中共为了获取苏联支持，承诺苏联对东北陆路、空中交通的特权；对苏提供国*民*党政府和美军行动情报；以东北物产，棉花，大豆，战略物资供应苏联，换取精良武器；苏联有优先开采中国矿产的权利；有权在东北和新疆驻军；苏联可将远东情报局设在中国。如果欧洲爆发战争，中共应派远征军10万，劳工2百万支援苏联。除此之外，中共还承诺将辽宁、安东省的特别区域在适当时并入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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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党邪恶基因的表现

(一)党史的特征－永恒的恐惧感

　　永恒的恐惧感是中共党史的最大特征，生存恐惧成为共*产*党与生俱来的最高利益。这种延续生存的最高利益，以强力支撑著那变换无穷的皮中之恐惧本质。它象原生癌细胞一样扩散、渗透了肌体的每一个部位，使其他正常细胞死亡，任由恶性细胞疯长。在历史循环中社会解决不了共*产*党这个变异的物质，任其扩散，每一层次和范围都无法消化这种强力的变异因素，众多社会被污染，更大面积的泛滥著共产主义或共产主义因素。这些东西又不断的被共*产*党加强和利用，从根本上变异了人的道德和社会。

　　共*产*党是不讲人们公认的道义原则的。共*产*党的一切原则都绝对为其集团利益服务，以绝对自私为最高原则，没有任何道义原则抑制其集团欲望。从它的自我原则为根本，它需要不断披上不同的外皮。在这个持续危机锁链的早期，中共附著在苏共上，附著在国*民*党上，附著在国民政府实体上，附著在国民革命上；在它夺取政权以后，中共附著在各种机会主义上，附著在民意民情上，附著在社会机制和手段上，附著在一切之上，把每一次危机，都作为党发家的机会，加强其强制手段。

　　(二)一以贯之的邪恶是起家的“法宝”

　　共*产*党称革命胜利靠的是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国*民*党根据自己的教训，给共*产*党加了两条：宣传和使用间谍。党的各大“法宝” 都贯穿著共*产*党所有的流氓基因：“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

　　马列从本质上就是邪的。滑稽的是中共党人都不懂马列。林彪曾说没有几个中共党员真正读过马列。瞿秋白被公认为思想家，承认仅仅看过一些马列皮毛。毛*泽*东思想是农民造反的山沟马列主义。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姓资。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更是什么也不是的拼凑了。中共不懂马列，只是从马列中继承了邪，又在其邪恶基础上塞进了他们更邪恶的私货。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中共的统战工作，是骗和短期收买的并用。统是为了战，使共*产*党从孤家寡人变成人多势众，改变双方力量的对比。有统就有分，分出哪些是敌、我、友、左、中、右，分出哪些该拉，哪些该打，什么时候去拉，什么时候去打。上一阶段可以化敌为友，下一阶段可以化友为敌。比如民主革命时期团结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消灭资产阶级。又比如民主党派领导人章伯钧，罗隆基等在夺取政权时期中共需要他们帮腔，取得政权后不再需要，便打成右派。

　　(三)党是成熟的流氓

　　党有软硬两面功夫。软功：宣传，统战，离间，特务，策反，两面三刀，挖心，洗脑，造谣欺骗，掩盖真象，心理战，制造恐怖气氛，恐惧症，健忘症；这些软功可以灭人性，调动恶的一面。硬功：暴力，武装斗争，镇压，政治运动，杀人灭口，绑架，消音，武斗，定期严打，等等；这些硬功是党制造恐怖的保证。

　　党往往是软硬兼施，时松时紧，外松内紧，一放一收，引蛇出洞。中共不停的以民主来将国*民*党的军，但在共*产*党统治区内的知识分子王实味稍有一点不同意见，就被当成典型整斗，最后遭斧头砍死，即有名的“野百合花事件”。一位参加过延安整风，挨过整的老干部回忆道，当时被拉去逼供信，在极度高压之下，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良心，编造谎言。第一次经受这种事情，想到自己对不起被牵连的同志，恨不得一死了之。刚好桌上放著一支枪，拿起来对准自己的脑袋，扣了扳机。没有子弹！负责审查他的那位干部这时走进来说，“做错了事承认就好了。党的政策是宽大的。”这样，党通过考验知道你达到极限，也知道你是“忠于”党的，于是过关了。党总是这样把你致于死地，欣赏了你全部的痛苦屈辱，在你痛不欲生时，亲切地出来给你一条好死不如赖活的路。若干年后，这位老干部在香港了解了法*轮*功，感到很好。但一开始镇压，所有先前的记忆全回来了，再不敢说法*轮*功好。

　　类似的例子还有末代皇帝溥仪，被关在监狱里不断看见别人被杀，以为自己也要被处死了，出于活命的本能，主动配合，自己洗脑，最后写了《我的前半生》，成为中共成功进行“思想改造”的典范。

　　据现代医学研究，在恐惧高压和被隔离的环境下，许多受害者会对施暴者产生一种畸形的依赖，以其喜怒哀乐为自己情绪的转移，一旦后者施以小惠，前者便感激涕零，甚至生出“爱”来。这种心理学现象，早已被中共成功的运用于对敌人以至对人民的精神控制和思想改造之中。

　　(四)党是最邪恶的

　　中共绝大多数总书记都曾经被打成为反党分子。显然，这个党有自己的生命，是一个活的独立的肌体。不一定是党的领导人决定党的方向命运，而是党决定其领导人的命运。江西苏区面对国民政府军队围剿，连生存都成问题，却一点不妨碍党以打AB团的名义的把自己人夜里拉出去枪毙，或者用乱石砸死，要节省子弹。在陕北日本人和国*民*党的夹缝里生存，却进行了以延安整风为名的内部大清洗，杀人无数。如此大规模的内部反复大屠杀，却不影响其扩大势力最终统治中国大陆，把这种自相残杀模式从当年的小小苏维埃扩展到全国。就像一个恶性肿瘤，在疯长的过程中，核心坏死了，外围还在不断向健康的原生的肌体扩散。原来的肌体部分被渗透后，成长出新的肿瘤。不管一个人好坏，一旦进入中共，就成了破坏力量的一部分，越正直越认真，破坏性越大。毫无疑问，当这个肌体被彻底毁坏时也就是这个肿瘤自己的死亡期。可肿瘤却是一定要这样的。

　　中国共*产*党公认的创始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文化人，不喜欢暴力，告诫共*产*党人，如果强化国*民*党内共*产*党的政党意识，对领导权有浓厚的兴趣，必然会导致革命内部的紧张。五四一代最激烈的人物尚心存宽容之道。他是第一个被冠以“右倾机会主义”帽子的人。

　　另一位领导人瞿秋白认为共*产*党应该亲自去战斗，去撕杀，去组织暴动，去摧毁任何一级可能摧毁的政权，用极度无序的办法使中国社会恢复秩序。不料，瞿秋白临死前坦承，我决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我实质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好久了。唉！历史的误会叫我这“文人”勉强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我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绅士意识，我究竟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

　　党的领导人王明奉命于共产国际，主张联合抗日，而不是扩大共*产*党根据地。在党的会议上，毛*泽*东和张闻天不能说服他们的同志，他们苦恼无法将实质一语道破：凭红军当时的实力，无力聚歼日军一个师团，凭一时的冲动把队伍拉出去拼，中国的历史肯定不是现在的样子了。在“舍身取义”的传统文化主导的人文场中，毛*泽*东只好保持了沉默。王明后来被定为先左倾后右倾的机会主义。

　　胡耀邦为历次政治运动的冤假错案平反，为共*产*党赚回了民心，仍然被打下去。赵*紫*阳为挽救共*产*党搞改革，最后也没有好下场。共*产*党的各届新政又能做什么呢？真正要改革共*产*党，共*产*党就会灭亡，共*产*党给他们的权力马上丧失合法性。靠一个机器自己生产出来的力改变它自己，到一定程度就肯定不行了。所以共*产*党的改革毫无可能成功。

　　党的领导人都是坏的，革命怎么还能进行并且扩大？在许多最邪恶的时刻，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败下阵来，因为他们的邪恶劲儿都不够水平，只有最邪恶的才能符合党的需要。党的领导人都是悲剧收场，党自己顽强的活著。能生存下来的领导人不是能操纵党的，而是摸透了党的，顺著党的邪劲儿走，能给党加持能量，能帮助党度过危机的。难怪共*产*党员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就是不能与党斗，都是党的驯服工具，最高境界也就是互相利用。

　　痞在今日已是党的一大奇观。党的这个错误是张国焘的，那个错误是四人帮的。毛*泽*东的三七开，邓小平的四六开。党却从来没有错，党错了是党自己纠正的，“向前看”，“不要纠缠历史旧帐”。连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都堕变成社会主义温饱，连马列主义都被“三个代表”取缔，连自己都可以骂。为了维护其统治，如果人们见到共*产*党搞民主，开放宗教自由，一夜之间抛弃江*泽*民，平反法*轮*功都不要奇怪。惟有一个东西不会改变－那就是党的集团目标、集团生存、集团权力的宗旨不变，维护共*产*党的权力和统治不变。

　　共*产*党把暴力恐惧和高压灌注成党的理论纲领，化成党性，党的最高原则，化成领导人的灵魂，化成整个党的运作机制和所有党员的行动准则。党是钢性的党，有铁的纪律，统一的意志，全党党员的行动必须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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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是历史的什么力量选择了共*产*党？为什么不选择别的要选择中共？我们都知道世界上存在著两种势力，两种选择。一种是旧的、邪的势力，它要进行恶的、负面的选择。另一种是正的，好的势力，要进行好的、善的方面的选择。共*产*党是旧势力的选择。之所以选择共*产*党，就是因为它集古今中外邪恶之大成，是邪恶的集中代表。它最会利用并欺负人们的善良，一步一步成了今天的气候。

　　共*产*党宣传“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意味著什么？1921年中共建党到19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都证明没有共*产*党的血腥和狡诈，就没有它的天下。中共不同于历史上的其他任何团体，因为按照马克思和列宁编造的理论，根据中共的随心所欲，可以把一切任意的行动都置于冠冕堂皇之中，与某些部份的群众巧妙的连在一起，做出强力的解释，通过每日每时的各种宣传，将中共的政策和策略披上理论的外衣加以实施，以证明其永远正确。

　　中共的起家史是一个集邪恶之大全的过程，毫无光彩可言。中共的起家史恰恰说明中共政权没有合法性。不是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而是共*产*党强售其奸，靠了其无比邪恶的基因“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把一个外来邪灵强加给了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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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评之三】评中国共*产*党的暴政

前言

一．土地改革——「消灭地主阶级」

二．工商改造——消灭资产阶级

三．取缔会道门与镇压宗教

四．反右运动——诛心全国，以为其用

五．大跃进——指鹿为马，以试其忠

六．文*化*大*革*命——邪灵附体，乾坤倒转

七．改革开放——暴虐未变与时俱进

八。全国洗脑，划地为牢

结语

前言

提到暴政，中国人往往会联想到秦始皇的苛政与焚书坑儒。秦始皇「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汉书．食货志》）的苛急暴虐集中表现在四个方面：征敛无度、赋税奇重；好大喜功、滥用民力；严刑峻法、邻里连坐；箝制思想、焚书坑儒。秦朝统治中国时，全国约有一千万人口，秦王朝竟征用了二百万人为役。秦始皇进而把严刑峻法施于思想领域，大肆禁锢思想自由，曾将非议朝政的儒生方士杀之千余。

　　与「狼虎之秦」相比，共*产*党的暴虐有过之而无不及。人所共知，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共*产*党的统治也是建立在一系列对内对外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思想斗争」之上。毛*泽*东自己也曾直言不讳：「秦始皇算甚么？他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有人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你们说得还不够，还得要我们加以补充。」

　　让我们来回忆一下中国在共*产*党统治之下步履艰难走过的五十五年，看一看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后是怎样利用政府机制，以阶级斗争为纲领来实行阶级灭绝，以暴力革命作工具来实行恐怖统治的。它「杀人」与「诛心」并用，镇压共*产*党之外的一切信仰；粉墨登场，为共*产*党在中国的「造神」运动拉开了大幕。根据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暴力革命学说，不断地消灭不同范围和群体中的异己份子。同时，用斗争加欺骗的手段强迫全国人民成为它暴虐统治下的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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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土地改革——「消灭地主阶级」

建国仅三个月，共*产*党就着手在全国全面开展土地改革。用「耕者有其田」的口号，鼓动无田的农民斗争有田的农民，鼓励、放纵人性中自私自利、为所欲为、不讲道德的一面。同时，在土地改革总路线中明确提出「消灭地主阶级」，在农村广泛划分阶级、定设成份、给全国不下二千万人带上「地、富、反、坏」的帽子，使他们成为在中国社会倍受歧视、打击、没有公民权利的「贱民」。与此同时，随着土地改革深入到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共*产*党的党组织也迅速扩大，发展到乡有党委、村有支部。党支部上呈下达党的旨意，他们往往是冲在阶级斗争的第一线，挑动农民斗争地主，致使近十万地主丧生。更有地区对地主实行满门抄斩，以达到灭绝其阶级，连妇女儿童也不能幸免。

　　在这期间，共*产*党在全国农村掀起了第一轮「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宣传。土地改革中不劳而获、强取豪夺、为所欲为的政策使农民得到实惠，也有不少贫苦农民对共*产*党感恩戴德，因而接受了共*产*党是为人民的说法。

　　对于分得土地的农民来讲，「耕者有其田」的好景并不长久。不到两年，共*产*党就开始了一系列强加在农民身上的运动：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在批判「小脚女人」的紧锣密鼓中年年加码，要农民「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在全国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把全国主要农业产品排斥在市场交流之外。更增加了户籍制度，不许农民进城工作居住。有农村户口的人不能去国家粮店买粮，子女也不能进城上学。农民的子女只能再做农民。从此，中国三亿六千万农村户口持有者成为中国社会的二等公民。

　　直到改革的年代，「一部份人先富起来」了，但九亿农民除了在家庭承包制取代人民公社的最初五年，收入有所提高、社会地位相对改善之外，他们被紧跟着的农工产品价格倾斜所逼迫，再度沉陷在贫困之中。城乡居民收入差别急剧扩大，贫富悬殊，农村重新有人成为新地主、新富农。新华社发表的资料表明，1997 年以来「粮食主产区和多数农户收入持续徘徊甚至减收」。也就是说，农民在农业中的所得不是增加了而是减少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 1.8比1，扩大到3.1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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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商改造——消灭资产阶级

另一个要被共*产*党消灭的阶级是城乡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工商改造中，共*产*党宣称：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有本质的不同，即：一是剥削阶级，一是不剥削和反剥削的阶级。资产阶级的剥削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只能消灭、不能改造。在此前提下，对资本家和商人的改造中就更加重了「杀人」与「诛心」并用。其原则还是顺者昌、逆者亡。你如果上交资产并表示拥护共*产*党，则定为人民内部矛盾。你如果有反感、有怨言，则划为反革命成为国家的专政对象。在工商改造的腥风血雨中，资本家、业主、商贩统统上交了他们的资产。其中有不少不堪屈辱而轻生的。当时在上海任市长的陈毅就曾每天讯问「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指那一天又有多少资本家跳楼自杀。这样在几年内，共*产*党就在中国全面取消了私有制。

　　在土改和工商改造的同时，共*产*党发动了镇反、思想改造、打倒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三反、五反、肃反等一系列的全国大规模整人运动。每次运动共*产*党都动用它所掌握的政府机制连同党委、总支、支部，凡三人则成一战斗堡垒，深入乡村街道。无处不在，无事不管。这种从战争年代带过来的「支部建在连队上」的网络式控制结构，在后来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一直起着关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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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取缔会道门与镇压宗教

建国初期发生的另一事件是对宗教的暴虐镇压和对会道门的全面取缔。1950年，共*产*党对各地政府发出指示，要求他们全面取缔会道门，即当地的宗教及帮会组织。文件中指出，封建会道门组织乃是国*民*党特务及地、富、反革命分子操纵的工具。在这场波及全国乡镇的运动中，政府动员了它们认定的可依靠阶级揭发打击会道门的成员。各级政府参与解散「迷信」组织，诸如基督教、天主教、道教（特别是一贯道）、佛教等组织。要求这些教会、佛堂、帮派的成员到政府登记并悔过自新。如不按期登记，一经查明，定予严惩。1951年政府明文颁布，对继续会道门活动者处于死刑或无期徒刑。

　　这次运动打击了广大信神向善、遵纪守法的普通老百姓。据不完全统计，共有不下三百万教徒、帮会成员被抓被杀。在广大的城镇乡村，几乎每户都遭到盘查，连农民供的灶王爷也被砸碎。在杀人的同时，更进一步确立了只有共*产*党的思想体系才是唯一合法的思想体系，只有共产主义才是唯一合法的信仰。从此以后，便有了所谓的「爱国」信徒。只有做了「爱国」信徒才能受到国家宪法的保护。实际上，无论老百姓信的是甚么教，标准只有一个：就是要在行为上服从党的指挥，承认共*产*党是高于一切教会的。你信基督教，那共*产*党就是上帝的上帝；你信佛教，那共*产*党则是佛祖的佛祖；讲到回教，共*产*党就是真主的真主；讲到活佛，共*产*党就要批准谁来做活佛。说到底，党需要你说甚么，你就得说甚么；党需要你做甚么，你就得做甚么。教徒们要高举你们各自的信仰去遵行党的旨意。如果不这么做，就成为打击、专政的对象。

　　有两万多名基督徒对中国二十二个省、二百零七个大小城市的五十六万名家庭教会基督徒进行了走访调查，证实在家庭教会信徒中有十三万人被监视居住。仅在1957年之前，就有一万一千多名教徒被杀，大量教徒被任意拘捕或被勒索性罚款。

　　至此，共*产*党在中国消灭了地主阶级、资产阶级、迫害了广大城乡敬神守法的人民而建立了共*产*党一教统天下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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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反右运动——诛心全国，以为其用

1956年，一批匈牙利知识份子组织了「斐多菲」俱乐部，被苏联出兵镇压，称为「匈牙利」事件，毛*泽*东引以为戒。1957年，共*产*党在中国使用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号召中国的知识份子和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其意在于把他们中的「反党分子」诱骗出来。毛*泽*东在1957年初给各省党委书记的信中表露出借鸣放和整风「引蛇出洞」的意思。

　　当时有几句鼓励人们鸣放的说词，叫做「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决不秋后算帐」。结果一场反右斗争划定了五十五万名「右派份子」。二十七万人失去公职。二十三万被定为「中右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有人把共*产*党的整人权术整理为四条：1）引蛇出洞，2）罗织罪状、突然袭击、一言定乾坤，3）明讲治病救人，实则无情打击，4）逼人自我批判，无限上纲。

　　那么，引起这么多右派和反党分子近三十年流放边远寒苦地区的「反动言论」究竟是甚么呢？当时被万箭齐发、密集批判的右派「三大反动理论」是由罗隆基、章伯钧、和储安平几次讨论会发言组成的。细看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简而言之，无非是要建立一个有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共同组成的委员会以检查三反、五反、肃反工作中的偏差（罗）。国务院常常出了成品要政协、人大等机构表态，建议要把政协和人大的人加进政策形成的过程中去（章）。党外人亦有见解、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不要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安排一个党员作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着党员的脸色做事（储）。这几个人都明确表示了愿意跟着共*产*党走，提的意见也都没有越出鲁迅所描述的「老爷，您的袍子脏了，请脱下来洗一洗吧」的范围。

　　划成「右派」的人中并没有人提出要推翻共*产*党，不过是批评、建议。就是这些批评、建议使数十万人失去了人身自由，给数百万家庭带来了苦难。随之而来的，还有「向党交心」、拔白旗、新三反、下放劳动和划漏网右派。谁对本单位领导，特别是党委书记有意见，谁就是反党。其下场轻者是不断被批判，重者则劳动教育或全家迁送农村。这些人连同他们的子女上大学、参军都没有份，就是到县城找个工作也是不可能。从此他们失去了劳保、公费医疗，加入了农民的行列，成了二等公民中的贱民。

　　至此以后，一部份学者形成了墙头草，随风倒的双重人格。他们紧跟「红太阳」，亦步亦趋，成为共*产*党的「御用知识份子」而不能自拔。另一些人则清高自远，对政策问题噤若寒蝉。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份子像是徐庶进了曹营，一言不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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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跃进——指鹿为马，以试其忠

反右之后，中国进入了恐惧事实的状态。听假话、说假话、做假事，逃避事实、歪曲事实成为世风。大跃进便是一次全国集体编造谎言的大爆发。人们在共*产*党的邪灵引导下，做出了许多荒诞不经的蠢事。说谎者和受骗者同样自欺欺人。在这场谎言与愚行的闹剧中，共*产*党强制地把它的暴虐邪气植入了全国人民的精神境界。人们高唱着「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的跃进歌谣，实施着「亩产万斤，钢产翻番，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的荒诞计划，轰轰烈烈，经年不醒。直到大饥荒席卷中国，饿殍遍野、民不聊生。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与会者谁不知道彭德怀的意见是正确的？谁不知道毛*泽*东的大跃进是荒唐，专断的？但拥护不拥护毛*泽*东的路线是「忠」与「奸」，生与死的界限。当初赵高指鹿为马，并非不知何为鹿，何为马，而是为了左右舆论，结党谋私，让天下人盲目服从而不敢略有争议。最后，彭德怀本人也不得不违心的在打倒彭德怀的决议上签了字。正如邓小平在文化革命后期不情愿的保证「永不翻案」一样。

　　由于人类社会总要靠已有的经验来认识世界，拓展思维，而共*产*党使人们对整个社会的经验教训所知甚少，再加官方公共媒体的封闭消息，人们判断是非的能力日见低下。下一代人对前一次运动中「慷慨歌燕市」的有识之士的理念、理想和经验完全无知，只能靠零星的片段来了解历史并判断新的事物。自以为正确无误，其实谬之千里。共*产*党的愚民政策就是靠了这种方式而大行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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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文*化*大*革*命——邪灵附体，乾坤倒转

文化革命是共*产*党邪灵附体全中国的一次大表演。1966年，中国大地上掀起了又一股暴虐狂潮。红色恐怖的狂风咆哮，如发疯孽龙，脱缰野马，群山为之震撼，江河为之胆寒。作家秦牧曾这样描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连坐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据专家们的保守估计，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达七百七十三万人。

　　人们对文化革命中的暴力和屠杀往往有一种错觉，觉得这些大都是在无政府状态下由造反运动形成的。杀人者也都是「红卫兵」、「造反派」。但根据中国出版的数千册县志所提供的资料，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时期不是红卫兵造反有理，中央各级政府处于瘫痪的1966年底，也不是造反派武斗正盛的1967年，而是「各级革命委员会」已建立，毛*泽*东恢复了对国家机制全面控制的1968年。在全国著名大屠杀案件中，滥施暴力、血腥杀伐的大多是政府控制的军队、武装民兵和各级党员骨干。

　　从下面这几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文革中的暴行并非红卫兵、造反派的一时过激行为，而是共*产*党和地方政权的既定决策。文革时期的领导人与各级权力机构对暴政的直接指挥和参与，常常被遮掩起来而不为人知。

　　1966年8月，北京红卫兵以「遣返」为名，把历次运动中划为地、富、反、坏、右的北京市居民强行赶出北京押往农村。据官方不完全统计，当时有三万三千六百九十五户北京市民被抄家，有八万五千一百九十六人被驱逐出城、遣返原籍。此风很快在全国各大城市蔓延，多达四十万城市居民被遣返到农村。连有地主成份的共*产*党高级干部的父母也未能幸免。实质上，这种遣返行动是中共在文革前就安排好了的。彭真任北京市长时就说过，要把北京居民成份纯净为「玻璃板、水晶石」，即把成份不好的市民全部赶出北京。1966年5月，毛*泽*东发出「保卫首都」的指示，成立了以叶剑英、杨成武和谢富治为首的首都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的任务之一就是通过公安局大规模遣返「成份不好」的居民。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红卫兵对超过2%的北京市居民抄家遣返，不但未被政府阻止，相反还得到市、区公安局和街道派出所的大力支持。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曾要求公安干警不要去阻拦红卫兵，要为红卫兵当「参谋」，提供情报。红卫兵不过是被当局所用。到了1966年底，这些红卫兵也被共*产*党抛弃，不少人被宣布为「联动分子」而入狱。其它的随大批“知识青年”被送到乡下参加劳动、改造思想。当时主持遣返活动的西城红卫兵组织，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人的「亲自关怀」下成立的，他们的通令也是由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修订后发表的。

　　继北京遣返地、富成份的人去农村，农村也掀起了又一轮对地、富成份人群的迫害。1966年8月26日在北京市所属的大兴县公安局的局务会上，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其中要点之一是公安干警要为红卫兵当参谋，提供黑五类（地、富、反、坏、右）的情报，协助抄家。大兴县的屠杀运动直接来自县公安局的指令。组织杀人行动的是公安局的主任、党委书记。动手杀人，连孩子都不放过的大多是民兵。

　　文革中，很多人因在屠杀中「表现好」而得以入党。据不完全统计，在文革中突击入党的，在广西一省有九千多人是杀人后入党的，有二万多人是入党后杀人的，还有与杀人牵连的一万九千多人。单从这一省的统计，就有近五万共*产*党员参与了杀人事件。

　　文革中，对「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毛*泽*东当年讲的这句话在肆虐一时的造反运动中广为流传。既然对阶级敌人的暴力是他们「活该」，那么暴力和杀戮也就广泛传播开去。

　　1967年8月13日到10月7日，湖南道县人民武装部的基层民兵屠杀「湘江风雷」组织成员及黑五类。历时六十六天涉及十个区，三十六个公社，四百六十八个大队，二千七百七十八户，共四千五百一十九人。全地区十个县共死九千零九十三人，其中「地富反坏」占38%，地富子女占44%。被杀人中，年级最大的七十八岁，最小的才十天。这仅仅是文革暴行中，一个地区的一个事件。在1968年初「革委会」成立后的清查阶级队伍运动中，内蒙古清查「内人党」制造了三十五万余人被杀的血案。1968年在广西有数万人参与了对「四．二二」群众团体的武装大屠杀，死人十一万。

　　由此可见文革中的暴力屠杀首案、大案全是国家机器的行为，是共*产*党领导人纵容和利用暴力迫害残杀百姓。直接指挥和执行这些屠杀的凶手多是军队、警察、武装民兵和党团骨干。如果说，土改是为了土地而依靠农民打地主，工商改造是为了资产而依靠工人打资本家，反右是为了让知识份子缄口，那么文化革命中这种你斗我，我斗你，并无哪个阶级是可依靠的，即便你是共*产*党依靠过的工人农民，只要观点不一致，就可以杀你。这究竟是为了甚么？

　　这就是为了造就共*产*党一教统天下的大势。不光统治国家，还要统治每一个人的思想。文化革命使共*产*党、毛*泽*东的「造神」运动登峰造极。一定要以毛*泽*东的理论独裁一切，置一人之思想于亿万人脑中。空前绝后的是文*化*大*革*命不规定有甚么事情是不能做的，而是「甚么可以做，要怎样去做，而除此之外甚么都不能做、不能想」。文革中，全国人民实行着宗教崇拜一样的「早请示，晚汇报」，每天数次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早晚两次政治祷告。认字的人几乎人人写过自我批评和思想汇报。言必称语录，「狠斗私字一闪念」，「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文革中只允许崇拜一位「神」，只诵读一本「经」--毛主席语录。进而到不背语录、不敬祝就无法在食堂买饭。买东西、坐汽车、打电话也要背一句毫不相干的语录。人们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或狂热兴奋，或麻木不仁，已经完全被罩在共*产*党的邪灵之下。制造谎言、容忍谎言、依靠谎言业已成为中国人生活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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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改革开放——暴虐未变与时俱进

文革是鲜血淋漓、怨魂飘零、弃绝良知、颠倒黑白的时代。文革以后城头变换大王旗，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政权，在二十几年里交替更换了六代领导人。私有制又回到中国，城乡差别加大，沙漠剧增，江河断流，贩毒卖淫有增无减。所有中国共*产*党曾经提出要消灭的「罪恶」又被中国共*产*党扶持起来。

　　共*产*党的豺狼心、蛇蝎性、鬼魅行、祸国术有增无减。六*四用坦克开进天安门广场枪杀学生、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暴迫害更是罄竹难书。2004年10月，为征用农民土地，陕西省榆林市政府出动1600多名防暴警察抓捕枪伤50多农民。现在的中国政治统治还是基于共*产*党的斗争哲学与暴力崇拜。唯一不同的，是更加具有欺骗性。

　　法律：由于共*产*党政权不断的人为制造斗争，把大批的人打成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坏分子及邪教徒，共*产*党独裁专制集团和各种人民团体之间产生了尖锐冲突。共*产*党则在「维护秩序，稳定社会」的幌子下，不断的修改「法律」和「条令」，把人民的不满行为纳入反革命行为加以镇压。1999年7月，江*泽*民在政治局多数人反对的情况下做出私人决定，要在三个月内消灭法*轮*功，一时间谣言铺天盖地而来。江*泽*民个人对法国某家媒体宣布法*轮*功是「邪教」后，官方媒体赶紧发表文章对全国各界施加压力，并胁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一个不伦不类的「决定」来处理邪教，随后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发了一个对人大「决定」的「解释」。1999年7月22日，新*华*社发布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等的讲话，公开支持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从而使得广大人民群众卷入了这场人神为之震怒的迫害之中，因为是「（党）中央」定性了的，他们只能拥护执行，根本不敢提出异议。五年来国家机构动用了四分之一的财力来镇压法*轮*功。全国人民人人过关，凡承认修炼法*轮*功而不肯放弃的人多被开除公职，关押劳改。他们并没有违犯法律，也没有叛国反对政府，只因为相信真*善*忍就有成千上万人被关押。虽然中共重重封锁消息，透过亲属核实知道被杀害的人已有1100多人，不知道的人数更多。

　　新闻：据香港文汇报2004年10月15日报导，中国第二十颗科学试验卫星返回地球，砸毁四川省大英县蓬莱镇霍积玉的房屋。报导援引了大英县政府办公室主任艾裕庆的话说，“这个「黑砣砣」的确是科学卫星的返回舱”，而他本人就是卫星回收的现场副总指挥。但新*华*社办的新华网只发了卫星返回的时间，并强调这是中国回收的第二十颗科学与技术试验卫星，却只字未提卫星砸毁民房的事实。这类报喜不报忧的手法是新闻媒介根据共*产*党的指示而采用的一贯作法。在历次运动中，报纸和电视推波助澜、造谣传谣才能使得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得以实施。共*产*党一声令下，全国媒体立即执行。党要反右，全国各报异口同声地报导右派的罪恶。党要办人民公社，全国各报则齐声赞美人民公社的优越。在镇压法*轮*功的第一个月内，媒体每天在黄金时间段一遍又一遍地给全国人民洗脑。自此以后江*泽*民动用一切大众传播媒体不断编造、宣传，使民众仇恨法*轮*功的「自杀」、「杀人」等假新闻、假事件。其中导演的「天安门自焚」假案，被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指责为政府带头欺骗民众的行为。在这五年里，中国国内没有一份报纸，没有一个电视台报导过法*轮*功的真实情况。

　　人们对新闻报导做假已见怪不怪。新*华*社资深记者自己也说：「新*华*社的报导那怎么能相信呢」？民间更是把中国的新闻机构形容为共*产*党的一条狗。有民谣唱道：「它是党的一条狗，守在党的大门口。让它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咬几口。」

　　教育：教育是用来统治人民的另一幅枷锁。教育本是用来培养知识份子的。而知识是由「知」和「识」两部份构成。「知」指信息、资料、对传统文化及时事的了解；「识」指对所知的东西进行分析、研究、批判、再创造，即产生精神的过程。有知无识是书呆子，而不是真正被称为是社会良心的知识份子。这就是为甚么中国历来崇尚「有识之士」而不是「有知之士」的原因。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中国知识份子有知无识者、有知不敢识者比比皆是。学校对学生的培养也是要他们知其不可为而不为之。近年来，学校都设置了政治课、党史，并沿用统一教材。教师并不相信教科书上的一些内容，但迫于「纪律」大讲违心之话。学生也并不相信教科书和老师讲的内容，但是还得死记硬背，以应付考试。在中学生、大学生期末考试，升学考试的试题中就出现过批判法*轮*功的题目，背不出标准答案的学生则无法得到高分进入好的高校。如果学生说真话，则马上开除学籍，取消升学资格。

　　在民众教育中，由于报纸、文件的影响，许多耳熟能详、家喻户晓的话，例如「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等语录作为「真理」流毒甚广，潜移默化，替代了人们的向善之心及以和为贵的伦理道德。2004年中国谘询中心统计分析了大陆新浪网进行的一项调查，分析结果有 82.6%的中国青年赞同在战争中虐待妇孺和战俘。这个结果出人意料，但也反应了中国民众，尤其是青年一代对传统文化的仁政、人性缺乏最起码的了解。 2004年9月11日，苏州一歹徒狂砍二十八名儿童。9月20日，山东一男子在一所小学砍伤二十五名小学生。更有小学为了「创收」，让教师强迫小学生手工制造鞭炮为学校集资而造成爆炸伤人的事件。

　　贯彻执行政策：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政策的执行往往采用了强迫、威吓的手段。政治标语就是这种手段之一。长期以来，共*产*党政权把贴标语的数量列为政绩的一个标准。在文革期间，北京城一夜之间变成布满标语的「红海洋」。「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比比皆是。到了乡村，则简写为「打倒当权派」。近期，为了宣传《森林法》，林业局各林业站、护林办公室下达必须贴够若干标语的硬性指标，贴不够就没有完成任务。结果，基层的政府单位就贴出大量的标语如「谁烧山，谁坐牢」。在中国近年的计划生育运动中，更有大量耸人听闻的标语如「一人超生，全村结扎」、「宁添一座坟，不添一个人」、「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收田牵牛」。更有违反人权，违反宪法的标语如「今天不交税，明天牢里睡」。标语在本质上是一种传播手段。它的传播更具有直观性和重复性，因而常被中国政府用来表示政治动向、意志和号召。政治标语也可以被看作是政府对人民讲的话，而在这些宣传政策的标语中不难看出它们所带有的暴力倾向和血腥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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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全国洗脑，划地为牢

中共最厉害的暴政统治工具是网罗式控制。以组织的形式，把犬儒主义加到每个个体身上。它不在乎前后矛盾，出尔反尔，就是要以组织的形式剥夺个人与生俱来的做人权利。政府统治的触角无处不在。无论城乡，人民都要由街道委员会或乡委会管理。一直到近期，就是结婚，离婚，生孩子，都要通过它们的同意。党的意识形态、思想体系、组织方式、社会结构、宣传机制、运作体系都为这种强权统治服务。党要通过政府体系来控制每一个人的想法及每一个人的行动。

　　共*产*党控制的残酷性不仅仅在于肉体上的折磨，而是使人逐渐变成没有独立见解，或有独立见解，却不敢放言，以保平安的懦夫。它的统治目的在于给人人洗脑，让他们想共*产*党所想，言共*产*党所言，行共*产*党所倡导的事。人讲：「党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但是不管共*产*党怎样变来变去，全国人民都要紧跟不舍。当你作为被依靠的力量去打击别人时，要感谢共*产*党的「知遇之恩」。当你受到打击时，要感谢共*产*党的「教育」之恩。当你知道打击你是错误的，要给你平反时，又要感谢共*产*党的「宽宏大度、知错能改」。共*产*党的暴政就是在不断的打击与平反中得以实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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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综上所述，为甚么共*产*党要年年斗、月月斗、日日斗，生命不息、斗争不止。为达到这一目的不惜杀人、不惜破坏生态环境、不惜让中国大部份农民及城市居民长期生存在贫困之中呢？

　　这是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吗？不是。共产主义的原则之一是铲除一切私有制，因为它认为私有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共*产*党在夺取政权的初期也曾试图全面铲除私有制。改革开放以来，私有制已经回到中国。宪法也规定保护私有财产。脱开共*产*党的障眼法，人们就能看清，五十五年来，共*产*党的统治不过是导演了一出财产再分配的人间闹剧，走了几个回合，最终把别人的资产变成了自己的私有财产而已。共*产*党的另一原则表明它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的任务是消灭资产阶级。但现在，共*产*党的党章中已明文规定资本家可以入党。共*产*党内部已无人再相信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名不正则言不顺」，共*产*党如今只剩下一张皮，已无实质可言。

　　那么，这样的长期斗争是为了保护党的队伍清廉纯洁吗？不是。共*产*党执政五十五年，如今全国上下共*产*党的干部贪*污*受*贿、妄行不法、误国害民，层出不穷。中国有大约两千万党政官员，近年来已查出有八百万官员因腐*败犯罪被惩处。中国每年更有近一百万人上访状告那些还没有被查出的腐*败分子。仅2004年1 月至9月，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对35家银行和41家企业的违规办理结汇业务进行立案查处，就查出违规结汇金额达1.2亿美元。据统计，近年来有不下四千名卷款私逃的共*产*党政府干部，偷盗的国家公款高达数百亿美元。

　　那么，这样的斗争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素质和觉悟，让大家关心国家大事吗？也不是。如今的中国物欲横流、人心不古、骗亲宰熟，俯仰皆是。许多中国人对大是大非的问题不知不言或知而不言，不讲真心话成了在中国平安生存下去的最基本素养。与此同时，民族主义的情绪一次又一次因空穴来风般的原因被煽动起来。中国人可以由政府组织到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去扔石头，放火烧美国国旗。要么当「顺民」要么当「暴民」，就是不能做有人权保证的公民。文化修养是提高素质的根本。中国立国数千年，孔孟之道给人们设定了礼仪纲纪。“如一弃之，则人皆无主，是非不知所定，进退不知所守...是大乱之道也。”

　　共*产*党的斗争哲学就是为了制造大乱，且动乱不断，由此树立「一党天下」的教主地位。让一个党的思想统治全国人民，而政府机构、军队、报纸、电台都是共*产*党施行暴政的工具。共*产*党给中国带来的危害已是病入膏肓，它已在濒临消亡的边缘，它的解体已是不可避免了。

　　有人认为共*产*党政权的解体会使天下大乱，担心谁能代替共*产*党来统治中国。在中国五千年历史长河中，共*产*党五十五年的统治不过是过眼烟云。在这短暂的五十五年中，传统的信仰和价值观被共*产*党强力破坏；原有的伦理观念和社会体系被强制解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与和谐被扭曲成斗争与仇恨；对天、地、自然的敬畏与珍惜变成妄自尊大的「人定胜天」。由此带来的社会道德体系和生态体系的全面崩溃，使整个中华民族都陷入深重的危机。

　　纵观中国历史，历代仁政都把「爱民」、「富民」、「教民」视之为政府的基本职责。人有向善的本能，而政府有职责帮助人民实现这种本能。孟子曰：「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滕文公上》）不富而教是不现实的，不爱民而滥杀无辜则谓之暴虐。在上下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中，不乏仁政的实施者:古有尧舜、周具文武、汉出文景、唐盛贞观、清泰康乾。这些朝代的鼎盛无一不是「行王道」、「持中庸」、「求平衡」。仁政的特点在于选贤用能、广开言路、讲义求睦、博施与民而能济众。老百姓因此能够循礼守法，安居乐业。

　　观天下之势，兴亡谁人定，盛衰岂无凭。在没有共*产*党的日子里，必能还人间一股祥和气，使百姓真诚、善良、谦逊、忍让。让国家俯首农桑、百业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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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琳琳的事实，触目惊心！祸国殃民的共产党已恶贯满盈了。它欺压人民，奴役人民，害人民，是自走绝路，必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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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评之四】评共*产*党是反宇宙的力量

前言

一．与人斗，灭绝人性

二．与地斗，违背自然，其祸无穷

三．与天斗，迫害信仰，否定人**的正信

结语

前言

中国人非常重视「道」。古时暴虐的帝王被称为「无道昏君」，做事不符合公认的「道德」标准叫做「没道理」，就连农民造反还要打出「替天行道」的大旗。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也就是说，「道」中产生了天地。

　　而近百年来，共产幽灵的轰然入侵，形成了一股违背自然，违背人性的力量，造成了无数的痛苦和悲剧，也将人类文明推到了毁灭的边缘。其叛「道」的种种暴行，自然也就反天反地，从而成为一种反宇宙的极恶势力。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国人自古以来相信和遵守天人合一，人与天地溶合，相依生存。天道不变，循环有矩；地循天时，四季分明；人尊天地，感恩惜福。所谓「天时、地利、人和」。在中国人的概念里，天文、地理、历法、医学、文学、直至社会结构无不贯穿这一理念。

　　然而，共*产*党宣扬「人定胜天」，「斗争哲学」，藐视天地自然。毛*泽*东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共*产*党或许从中获取了真实的欢乐，而人民却为此付出惨痛代价。

九评共*产*党 (每日更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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