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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主题: 隐蔽战线上的较量为何中共获胜 周二 01 三月 2011, 3:36 pm | |
| “知彼知已，百战不殆”是《孙子兵法》阐述的战争基本准则。从1927年国共破裂直至1949年解放战争在大陆胜利，中国***人同***在争夺政权斗争中，除了在公开战场较量，还在隐蔽战线进行了激烈交锋。
为抵制流氓习气，周恩来提出“三大任务一不许”
中国***从1921年成立起，由于在反动军阀镇压下没有合法活动条件，长期处于地下活动状态，只是在1924-1927年间，在***当局辖区内才有合法地位。
1925年8月，主张联共的***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右派刺杀，刺客陈顺交待，下一步还要暗杀***，由周恩来、陈延年领导的两广区委就此感到有必要建立侦察保卫组织。
当时，周恩来安排在黄埔军校任职的陈赓等人掌握一些武装保卫力量，并开始在***内建立一些内线，就此开始了中共最早的情侦工作，不过组织还不健全。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前，虽然被中共中央事先得到内线零星报告，却因为缺乏其核心层的决策情报，临机又缺乏决心，致使上海、广州等地的党组织都遭到突然袭击，大批干部和群众骨干因未转移而遭捕杀。
1927年5月，从上海脱险的周恩来到达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吸取之前的教训，为保卫中央安全建立了“特务股”（后称“特科”），在各处建立内线，并组织了精干的武装保卫人员和秘密交通网。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共的专职情报机构的建立倒要早于***。
1927年11月，周恩来从广东回沪后，重组了中央特科。此时，特科成员中有一些带有江湖流氓习气的人，如顾顺章等，热衷于打打杀杀。周恩来针对这些不良倾向，亲自为特科规定了“三大任务一不许”——“三大任务”是搞情报、惩处叛徒和执行各种特殊任务，“一不许”是不许在党内相互侦察。周恩来提出的“一不许”原则，对保障中共后来正常的党内生活极为重要。
中共从事隐蔽战线斗争时，从来不许搞暗杀一类的恐怖袭击。中共中央特科虽消灭过少量叛徒，却只限于向敌出卖机密，并马上会招致组织破坏的特例。中共中央特科最早开展的除奸工作，主要是1928年4月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罗亦农在上海因叛徒出卖被捕遇害案。
特科的内线关系很快查明，这是因担任中央秘书和接待的何家兴、贺芝华夫妇告了密。他们利用接待之机，偷记下上百名领导人住址，随后到租界巡捕房表示，愿以5万美元和出国护照为交换条件，出售此名单，并先说出罗亦农的地址，待捕捉验证确实后，再做下一步交易。
中共中央负责人闻知此讯后紧急搬家，红队又以放鞭炮作掩护，冲进这对叛徒住所，开枪将何家兴击毙，贺芝华头上也中枪负重伤，从而斩断了继续叛变的线索。
1929年8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湃、军委负责人杨殷等5人在上海沪西区开会时被逮捕，周恩来因临时有事未到而幸免。仅过了6天，彭湃等4人便在位于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内被杀害。
中央特科通过内线查明，告密者是军委秘书白鑫。此人在海陆丰红军中当团长时，便怕死弃职跑到上海，为追求荣华富贵而秘密自首，充当了内奸。
根据周恩来指示，同年11月11日夜，特科在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路）设伏，连开90余枪，击毙白鑫及特务保镖共5人。“霞飞路上的枪声”轰动上海，使叛徒特务一时丧胆，中央在沪安全也得到一定的保障。
红队在上海滩有了威名后，周恩来又专门强调：只能消灭危害党的叛徒和暗藏的特务内奸，对反动统治阶级头面人物，包括公开的特务头子都不要打，否则会偏离政治斗争的正确方向，并脱离群众。
有一次，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得知有二三十个警探和“包打听”要在一品香饭店聚会，打算运去几皮箱炸药引爆。周恩来得知后，马上制止，认为这会把饭店炸成废墟并伤及无辜，将在社会上造成极坏影响。
在此后的革命斗争中，***人除了打击敌军事目标外，从不对反动营垒头面人物采取暗杀，从而防止了恐怖主义倾向，并且与***特务那种“下三烂”手段划清了界限，这也是争取人心成功的原因之一。
在当年的隐蔽战线斗争中，中共地下组织不仅把反对奢侈当做防止自身成员腐化的重要一环，同时出于经费所限和避免暴露，一般也不允许成员过豪华生活。正如西方情报界所言，“不像间谍的人是最好的间谍”。
然而，顾顺章却不顾周恩来的告诫，染有流氓习气。他很早参加工人运动，勇于冲锋，并担任过上海工人纠察队队长。他担任特科负责人后，借口工作特殊，经常拿走中央半数以上活动经费，且开销不受监督，还嫖娼、吸毒。这种道德上的堕落同党的原则和要求格格不入，顾顺章便心怀不满，筹划投敌。
1931年4月，他在武汉被捕后，马上叛变，并提出愿出卖中共中央机关全部住址。幸亏潜入敌特机关内的钱壮飞译出了武汉方面的来电，由李克农提前在上海报警，才使中共中央几十个机关、几百人连夜转移，免除了覆没性灾难。
地下党组织不能同时兼搞武装斗争
国共之间隐蔽战线较量的第一个阶段，便是1927-1937年的十年内战时期。这一阶段总的斗争形势，是***在地下秘密发展力量，***则动用政权力量，全力予以追捕剿杀。
1928-1930年上半年，白区的中共地下党根据周恩来提出的隐蔽发展力量的原则，党员曾发展到19万人，在秘密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情报工作中，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可惜随后指导方针发生了“左”的错误，把工作重心放在不切实际的武装暴动方面，结果暴露，并损失了绝大多数组织，到1936年，白区地下党员的数目降到只有3000入左右。
1928-1931年间，周恩来是中共隐蔽战线的总负责人。他在上海等地的斗争实践中，摸索出一套有效的秘密工作方法，强调组织要隐蔽、精干、少而密、单线联系，在活动中尽量职业化、社会化，以公开身分作掩护。“利用合法掩护非法，合法与非法巧妙结合”、“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绝对分开”等原则在这时提出，为中共隐蔽战线工作奠立了正确的思路。
特科采取了直指敌人要害的“打进去”和“拉出来”的工作方式，不仅把***特务机关在上海的特派员杨登瀛拉出来为己服务，同时又派出被称为“龙潭三杰”的钱壮飞、李克农、胡底打入***中央调查科。
进入抗日战争时期，***为首的中共中央通过总结经验，为地下斗争提出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当时，国共两党虽然在对日作战中形成战略上的合作关系，但***当局仍不承认中共组织在国统区有合法活动地位（只有个别谈判代表除外），并把“防敌（指日本）防奸（指***）”作为秘密斗争的基本指导原则。
此间，***的军统、中统在对日本进行秘密战的同时，将中共地下组织当作第二位的打击目标。
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在延安建立了社会部，并对党的地下工作人员进行了专门培养，教育他们掌握对敌斗争的政策原则和秘密工作纪律，并进行了秘密技术的训练，使党在隐蔽战线的斗争水平得到很大提高。
周恩来根据国统区工作特点，总结发展了十年内战时他提出的党员职业化原则，又创造性地提出了“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政策，成为党在国统区开展地下工作的基本方针，也成为在日本占领的沦陷区的秘密工作指针。
中国***在上海等日占区的秘密工作，主要通过发动群众建立地下组织，来帮助新四军的军事斗争。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负责粤、桂、赣、闽、浙的地下工作）却因建立秘密的武装据点暴露了组织，在***特务搜捕下，大部损失。
后来，周恩来总结其教训时说，“根本原因是秘密组织与武装斗争同时并用，致工作路线发生许多错误。”“在大后方的党，只能全力执行中央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候时机的路线，不能同时采取武装斗争的路线。”地下党组织不能同时兼搞武装斗争，这成为当时中央确定的一条原则。
我们不用金钱、美色获取情报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在国统区的地下工作在周恩来等人的正确指导下，取得卓越成就，可以说是隐蔽战线斗争发展的最高点。当时，党在国统区的隐蔽工作，主要是努力形成了配合解放军作战的“第二条战线”，扩大了***、解放区的影响，并破坏了***当局的后方稳定，严重影响其战争计划。
1946年国共最后破裂后，中共地下党在国统区全面开展了包括统战、敌工、工运、学运和情侦等方面的斗争。此时工作方针策略的核心，又是使党的非法的秘密活动和组织群众性的合法斗争结合起来。
例如，地下党以学生运动和知识界的公开、合法的抗议行动为导线，进一步发展市民和工人运动，再扩大到农村的抗征粮征兵运动，使***当局在前方打内战时“后院起火”，陷入遭两面夹击的狼狈处境。
在***军队、政府内部中，到处有人为中共方面提供情报或其他帮助，特务对其中大多数人也侦破不了，事后，***曾称赞说：“解放战争中的情报工作是最成功的。”
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共情报工作，主要担负了三大任务：获取军事情报、策反敌军、接管城市。在解放军最后夺取大城市时，地下党组织也担负了提供敌军防御情报和进行攻心策应的任务。中共中央规定，他们的任务不是进行武装起义，而是组织好护厂、护校反破坏，保证解放军到来时，完整接收。这些工作的顺利完成，保障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和完整接管城市。
得人心者得天下，得人心者同样易于得情报。***在大陆无论公开或隐蔽战线都打了大败仗，其原因就在于“失人心者失天下”。蒋介石私下在日记中也承认此点。现已公开的保存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蒋介石日记》中便有清楚记载。
如1949年2月3日蒋介石下野后，在浙江奉化老家反省，便“痛感当政20年，党政机构守旧、腐化，只重做官，不注意实行三民主义”，“对于社会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在中国这样一个民众困苦不堪的国度中，最高当政者20年间“对于社会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怎能不被愤怒的人民推翻呢？
取得全国胜利之后，中共情报工作负责人李克农在1950年专门用了半年时间，组织总结党的情报工作经验，强调了党的绝对领导和以政治基础为主的两点原则。当时苏联情报专家来华介绍经验时曾说，用金钱、美色才能获得有价值的情报，李克农对此气愤地反驳道：“我们过去没有这样干，今后也不会这样干！我们主要靠交朋友、做政治思想工作，有时也用一些金钱，但只是辅助手段。”
回顾当年中共隐蔽战线斗争的胜利和***在此领域失败的历史经验，人们可看出，决定其胜负的关键在于用正义性争取人心。2500年前写成的《孙子兵法》对间谍使用便总结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用间”的成功，恰恰是在“圣智”和“仁义”方面占有绝对优势。秘密战线的较量同样是人心的较量，国共双方隐蔽战的胜负对决，其基本因素也正在于此。
http://news.xin***.com/mil/2011-02/28/c_121129511.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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